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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十四级台阶。我一直在想身后的那些人——他们大部分是说着各种不同语言的成年人，我感觉有些尴尬，好像自己是个既安慰人又纠缠人的鬼魂。但最后我终于成功登顶，来到一个空得诡异的房间里。我靠在墙上，大脑不停地告诉我的肺“没事的没事的冷静点没事的”，而肺则对大脑说：“哦，天啊，我们要死在这儿了。”我甚至没看到奥古斯塔斯上楼，他走过来，用手背抹抹额头，好像舒了一口气似的说：“你是冠军啊。”

靠墙休息了几分钟后，我走到下一个房间，安妮和弗里茨·菲弗就曾住在这里。房间极小，空空荡荡，没有家具。除了安妮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还原封不动地贴在墙上，根本看不出这里曾住过人。

另有一段向上的台阶通向范·佩尔斯一家住过的房间，这段台阶有十八级，而且比刚才的更陡，根本就是个豪华版的梯子。我走到台阶跟前，抬头往上看，心想我可能上不去了，但我也知道唯一的出路就是往上。

“我们往回走吧。”格斯在我身后说。

“我没事。”我轻声回答。这很蠢，但我忍不住一直觉得我欠她的——我指的是安妮·弗兰克，因为她死了而我活着，因为她一直安安静静，永远关着窗帘，没有做错任何事，可她还是死了，因此我觉得我应当爬上台阶，去看看盖世太保到来之前那些年里她藏身的世界的最后一部分。

我像小孩子一样手脚并用地爬起台阶。一开始我爬得很慢，这样才能喘得上气。但后来加快了速度，因为我知道自己喘不上气了，想在最后一丝气力消耗殆尽之前爬到顶。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眼前开始一阵阵发黑，十八级台阶，地狱一样陡峭。最后我爬到顶的时候，已经恶心欲吐，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胳膊腿的肌肉全体尖叫着索求氧气。我靠着墙扑通坐倒，喘息着发出不那么尖锐的咳嗽声。在我头顶上方有一个用螺栓固定在墙上的空玻璃橱，我透过它注视着天花板，努力让自己别晕过去。

李德薇在我身旁蹲下，说：“已经到顶了，一共就这么高。”我点点头。我模糊地意识到大人们都围在旁边，担忧地瞧着我；李德薇轻声细语地用一种语言对那些参观者说话，然后换另一种，然后又换另一种；奥古斯塔斯站在我身边，手放在我的头上，顺着发缝抚摸我的头发。

过了很久之后，李德薇和奥古斯塔斯拉我站起来，我看到了玻璃橱里保护的东西：墙纸上留下的铅笔印，记录着住在这座秘密增建的房屋里所有小孩那几年的身高刻度，一直到他们再也不会长高。

我们从这间房子走出去，就离开了弗兰克一家住过的区域，但还在纪念馆里：一条狭长的走廊墙壁上挂着曾在这座附属建筑里生活过的八个人的照片，并描述了他们死于何时、何地，什么方式。

“整个家里唯一一个经历战争而活下来的人。”李德薇对我们说，指的是安妮的父亲，奥图。她压低了嗓音，好像在教堂一样。

“但他经历的不是战争，严格说来，”奥古斯塔斯说，“他经历的是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的确。”李德薇说，“我不知道一家子都没了，人还怎么活下去，我真不知道。”我一边看那七个死去的人的介绍，一边想着奥图·弗兰克：他不再是父亲了，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没了，只给他留下一本日记。在走廊尽头有一本巨大的册子，比字典还要厚，里面记录着在荷兰死于大屠杀的十万三千人的名字。（墙上的标牌写道：被驱逐出境的荷兰犹太人里，只有五千人活了下来。五千个奥图·弗兰克。）这本名册翻到了有安妮·弗兰克名字的那一页，但引起我注意的是另一件事：就在她的名字下面，列着四个艾伦·弗兰克。四个啊。四个没有纪念馆的艾伦·弗兰克，没有历史印记，没有任何人哀悼他们。我默默下定决心，只要我还活着，就要记着这四个艾伦·弗兰克，为他们祈祷。（也许有些人需要心怀对正统全能之上帝的信仰才能做祈祷，但我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