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第31/34页）

1957年4月21日下午，第六处处长周端甫兄亲自来桃园，接我出牢。我的行装已非昔比，因为我已拥有一部二十五史。我和每一间牢房的牢友们一一握手告别后，才走出桃园监牢。从1950年来这里，将近七年了。

监牢外面停着一辆旅行车，梓宇弟坐在车上等候着。当四只噙满眼泪的眼睛接触在一起，真是感慨万千，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

李培楠弟在永和镇有一栋小洋房，作为我的临时住所。许多同乡同志聚集在这里等候着我，显得格外热闹。武官富在小南门有间理发店，请一位理发师来，给我理了发。从不自由的境界突然自由，在意念上、在行动上，都有些不习惯，不知所措。

我坐了九年牢，没有流过眼泪，以为已经枯竭了。想不到，出牢以后，看见朋友们，眼泪直想往外流，怎样忍耐也控制不住，情感脆弱到一碰就会粉碎。刘培初兄住在安乐路，距离比较近，几乎每天见面。他对我出牢，极其高兴，陪我看朋友，参加宴会。出牢两个月，几乎每天有人请我吃饭，培初兄说：“你好像是新官上任，哪里像刚从牢里出来的。”

4月24日参加圆山太原五百万人八周年公祭，没有人淌眼泪，我却流泪了。我和梁化之兄相交不久，却是肝胆相照的朋友，他死得其所、死得其时，死难得壮烈、死难得从容，无与伦比，他将流芳万古。

4月26日情报局张炎元局长在芝山岩情报局大礼堂请我吃饭，由萧信如、刘培初、李仲琳、吴毅安诸兄作陪。信如兄听到我快出牢的消息，托绥远阎致远先生向仲琳兄探听正确的时间。所以，出牢的第二天，就在临沂街仲琳兄寓所见面，送我两千元新台币，那时的两千元，比现在的十万元也管用。席间张局长说：“大陆上的家恐怕无法联系了，赶快讨位太太，否则生活无法安定。”

27日吴安之兄约我在他家里吃饭，有白世维、傅有权几位北方朋友作陪。世维告诉我，我们被捕的同时，总统给郑介民先生一张条子：“据报，尔……”说介民先生贪污，是我们这个贪污集团的首领，要他申复。据报，据谁报呢？当然是毛人凤先生了。介民先生为申复总统的询问，7月3日飞往北平，搜集资料，托世维兄办理。所以，我们被捕后，介民先生不但无法营救，却成了泥菩萨落水，自身难保。

30日孔嘉在西门町玉楼东请吃饭，徐志道、尚渭父、张公度诸兄作陪。孔嘉是孔觉民的弟弟，二十六年（1937）春节在北平西郊看赛马，我们见过面，后来给徐志道兄办军需。来台后在峨眉街卖照相器材，是摄影专家。他告诉我，毛人凤先生把觉民充军到西康，所以没有出来，死活不知。

审判、审核一字之差

出牢以后，总觉得这九年监牢坐得不明不白，十分窝囊。我们为打破黑暗，打倒旧的一切不合理；为了争取自由平等、公道合理；为了创造光明，拯救国家民族，才不顾死生安危，从事革命。谁料到革命二十五年［十三年（1924）到三十七年（1948）］，抗战八年，战胜强敌以后，自己却坐了牢，几乎丧命，妻离子散，似乎太不公道。起码也应当弄清楚，究竟犯了什么罪，难道还停留在“莫须有”的时代不成？

刚好郭巩疆在姜绍谟和阎律师合作的律师事务所工作，陪我去请教阎律师。阎律师北京大学毕业，他告诉我：“你的冤枉毫无办法洗刷清楚。普通司法叫审判，先审后判，判决必须根据审讼。军法就不同了，军法不叫审判，而是审核，审归审、核归核，批核并不一定依据审讼的结果。你的案子既是军法案件，只好冤枉算了。”

我才明白，总统府资料组那么多的同志想营救我，不怕得罪毛人凤先生，把全卷从保密局调去，结果毫无办法。因为毛人凤先生呈报我两个半死刑，而总统批示：“乔家才无期徒刑可也。”资料组的同志们义气热心，但无法改变总统的批示，所以无法营救我出牢。这也就是毛人凤先生虽然恨我入骨，而不敢暗中下毒手，杀害我的原因。资料组的同志们既无法营救我出牢，又不知道我被虐待成什么样子，才派王崇五兄借视察监牢，探视我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