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尼斯冰激凌店的厨房里（第8/14页）

有时候古斯配去索菲亚那里寻找安慰，可是她每天都站在柜台后面忙着卖冰激凌，春天和夏天里能用来安慰的时间很少。有一次他按响了世界诗歌节办公室的门铃，我开门让他进来，和他一起坐在图书馆的大桌子前。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看着桌面发呆。

看着他，仿佛看到了我自己。也许卢卡看着古斯配的时候，也看到了我，那个叛徒，那个敌人。

“只有诗人才有权利悲伤。”这是海曼曾经对我说的，现在我对古斯配说，“我们这种凡夫俗子得高兴才对。”

他看着我，没有说话。我看见他的眼里噙着泪水，嘴唇在颤抖。无数行诗句盘旋在我的脑袋里，可以用来安慰的话很多，而我却选择了与海曼截然不同的方式。我把手放在古斯配的肩头，把他拉进怀里，紧紧地抱住了他。

“你从来都没跟他讲过那件事？”卢卡问。

“从来没有。”

“也没对别人说过？”

“没有。”除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个女孩。不过她不算，早已融化在过去，消失在时间里。

我从来都没为此挣扎过，也从来没打算告诉任何人。是我和索菲亚造出了古斯配，而他却是卢卡和索菲亚的儿子。我是他的叔叔，一个深爱他的叔叔，一个在春天里去意大利看他的叔叔，一个从世界各地给他带礼物的叔叔，一个时常非常想念他的叔叔。

“冬天是最难熬的。”我说。

“冬天是最美好的。”卢卡说。

对冰激凌人来说，冬天就相当于夏天。尽管白天短暂昏暗，尽管很冷，烟囱里冒出浓烟，卡多雷的冬天还是很温和，很隆重。到了山里，肩头的一块重担也就卸了下来。

“我跟他一起看雪花从空中落下来，”卢卡说，“还用舌头去接，看谁能一下子接住两片雪花。古斯配的舌头跟索菲亚的一样长，赢的总是他。”

我仿佛看见他们俩走在大雪里：卢卡和他的儿子紧握彼此的手，宛如一条怎么都不会断的链子。

“等他长大一点了，我就把阁楼上父亲给我们做的雪橇拿下来。和索菲亚一起，我们三个从小山丘上往下滑，结果在第一个转弯的地方就摔倒了。一开始古斯配大声哭起来，可是一看到我们在笑，也就大笑起来。我大声说：‘雪钻到我的脖子里啦！’索菲亚说：‘雪钻到我的胸罩里啦！’古斯配说：‘我的内裤里也有！’”

我想起了某个冬天，在三家不同的酒店里和吉姆·莫里森的作品一同入眠的场景。

“有时候他整天待在外面，跟朋友们一起打雪仗。到了吃饭的时候，得出去叫他才肯回来，还要留心别让雪球砸了脑门。有一次，父亲、母亲、索菲亚和我，全家人都站在门口等他，雪球跟子弹似的砸在了他的身上，直到他求饶我们才停了下来。他很生气，大哭起来，不过一听到奶奶做了炖牛肉，就立刻恢复了平静。我们五个人一起围坐在暖暖的厨房里，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盘子。”

有些晚上卢卡什么也不说，只想听我讲故事，或者是冰激凌机器发出的嗡嗡声。然而今天晚上，记忆自然而然地涌了上来，一段接一段，就像费南多·佩索阿在1914年3月8号那天走向写字台，拿出一叠纸，连续写了三十多首诗一样。

要把故事完整地讲出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并没有经历一切，也并不是时刻都在场。我们把自己知道的告诉彼此，尝试着解开一个谜。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店外面，卢卡突然说：“有时候我觉得是你跟他说，‘去墨西哥吧，不用再回来了，你的生活可以由你自己来决定，去吧。’”

“你这是要把责任推卸给我吗？”

卢卡看了看周围，也许是希望这时候来个客人，可是并没有人走进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