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的婚礼和父亲那会唱歌的鸟儿（第9/10页）

“从下面也可以进入剧院，”拉尔森说，“山脚下有个停车场，到了那里要沿着陡峭的阶梯往上爬。这是最棒的路线，剧院一下子就出现在人们眼前了。”仿佛罗马的某个广场，当人们穿过了无数的小街小巷后，一个巨大的广场就这么毫无征兆地出现了。

我继续往下走，来到了舞台上。舞台被罩了起来，可能有四十米宽，左右的架子上都挂着一排扩音器。聚光灯还没打开，不过已经对准了七十把白色的塑料椅子。冰激凌店里用的是同样的椅子。每天早晨父亲把它们拿出来，摆好，晚上再全都叠起来。总共有两个讲台，讲台上各有一个话筒。一个给诗人，一个给翻译。

第一排的位置是被预留好的，可是拉尔森想坐得高一点，坐进观众之间。其他诗歌节上也一样，拉尔森很少选择贴着“预约”纸条的椅子。世界诗歌节期间他总是站在看台的侧面，不过那是因为他太紧张了，坐不住。

剧院里的石头座位越来越满，开幕式定在七点钟，不过离开始还有半小时就已经座无虚席了。还有的男男女女爬到树上，坐在了树枝上，又或是找一块地理位置较高的空地，森林里也挤满了人。

那庞大的气势，数不清的观众，就跟举办音乐会似的。人们纷纷从城里赶来，工人、司机、市场上做小买卖的，还有全家出动的。大伙儿都带着吃的，夹着香肠的油炸馅饼，烤玉米棒，各种饮料，可乐，安吉拉啤酒，便宜的威士忌。天空中一丝云也没有，看来不会像罗伯特说的那样下雨了。那天虽然下雨，人们却没有离开，都戴上帽子，撑开雨伞，倾听诗歌。

所有诗人都坐进了舞台上白色的椅子里，我看见了拉斯·古斯塔弗森和布莱特·巴赫，还有一些从来没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的诗人。

跟音乐会一样，观众知道演出即将开始了，又是吹口哨，又是拍手，孩子们都站了起来，跟着大人一同闹腾。“就快开始了。”拉尔森说。仿佛卡多雷的雪，悬挂在空中，住在那里的人都能嗅到下雪的味道，所有人都知道：第一片雪花很快就要飘下来了。

灯还没亮，几个小时后，当天空变成深蓝色，灯才会亮。诗歌节的负责人走上前来，欢迎观众和诗人们的到来。他捏着拳头，不断地鼓舞人们的情绪，仿佛在呐喊口号。“这还不算什么，”拉尔森说，“待会儿他的演讲才叫精彩。”

每个诗人要朗诵十首诗，每念完一首，西班牙语的翻译就会紧随其上。诗人们一个接一个从白色的椅子里站起来，走向前，走到话筒前。一个晚上整整七百首诗，简直就是一场马拉松，诗人们用尽一切办法，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有的以诗歌的形式歌颂对麦德林的爱，有的对观众深深地鞠上一躬。一个来自刚果的诗人说：“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掌声如海浪一般从上面传到了下面。

到了凌晨一点我们还在听诗歌朗诵，诗歌节的负责人时不时上演一段革命式的宣讲。他冲着话筒大声说道：“诗歌可以将人类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观众在晴朗的天空下欢呼鼓掌。紧接着又有一个诗人站了起来，为上千上万个观众朗诵自己的作品。我忘了在灯光灰暗的图书馆里诗人的朗诵，忘了咖啡馆酒吧里通过扩音器进行的演说，忘了观众在每首诗朗诵后必须鼓掌的可怜的文学之夜，有时甚至在诗人朗诵的停顿之间也要鼓掌。我歪着脑袋，试图去感知坠落的星辰，诗句不停地涌入耳朵。站在帕纳塞斯山上欣赏诗歌就应该就是这种感受吧，至少期盼如此。

开幕式过后麦德林就完全被诗歌占领了。诗人们连续八天乘坐大巴穿梭于这个拥有上百万居民的城市里。观众们大批涌向剧院、露天讲台和大学校园里。我和拉尔森沉浸在这个诗歌城市中，一个星期后再次来到乐拉斯公园，在那儿喝了一杯冰镇安吉拉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