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城市从这里突围（第8/12页）

谱牒方志里的秘密

明末清初的大战乱，四川大部分地区十室九空，十不存一，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因而大量的移民奉旨或者垦荒，或者自愿（经商、游宦、习医等）入川，改变了整个四川的人口经济、风俗民情诸方面，其影响胜过历史上多次移民四川的大活动，奠定了现代四川包括成都诸生活的由来与根基。正是由于大规模举家甚至举族迁移入川，恋家恋根之心甚重，因此对族谱的修缮、方志的撰写甚于他朝。不特如此，四川古来就有重视修志的传统，从目前已知最早的地方志之一，东汉的《巴郡图经》，到中国现存的最早讲究体例的一部方志、常璩的《华阳国志》，无不对此后中国地方志的修撰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而常璩的《华阳国志》还被梁启超称为“方志之祖”。就刘纬毅所著的《中国地方志》中载，我国现存历代地方志共有8273种，倘按方志所属省区来划分，位居前五位之榜首的四川有672种（其他分别是浙江592种、河北567种、山东541种、江苏540种）。四川修方志之风很盛，这与四川人恋乡又远离中央政权不无关系。如果方志是官方为了保存当地的民俗风情和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那么民间就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声音，达到睦宗族、正人伦、端风化、敦孝悌，亦即巩固家族的凝聚力、维护家族的秩序、扩大家族的活动与影响，维护亚宗法社会的生活原则，让子孙铭记家族的创业和迁移活动，以及祖先们为后代所创下的基业，因而谱牒的修撰就显得非常之必要。

经过清初至中叶的“湖广填四川”后，移民对自己的来历及祖先的业绩更是特别在意，有的在蜀安定后，随即回乡取来或者老族的人送来老谱，以便在迁四川后续修新谱。在学者黄尚军所过目而作简略登录的一百部家谱中，最早者系嘉庆十三年（1808年），最晚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其间包括有数部无法确定年代的族谱。而这一百部中关于成都府的更多，但关涉至今日仍属成都管辖的则只有二十三部。而这二十三部中因古简州包括今龙泉驿，而龙泉驿已属今成都市，故包括那时所描述的简州龙泉驿家族之族谱；再者二十三部明载因清初“湖广填四川”而迁入成都者为十三部，占二十三部的56％，可见湖广填四川对成都人口影响之一斑。兹随举几例，以窥一斑。1835年（道光十五年）简阳所修的《王氏族谱》中表明其1680年从长沙府迁入成都府简州龙泉驿；1875年大邑《邱氏宗谱》记载顺治年间由福建迁蜀；1888年新都《魏氏族谱》中载其始祖从康熙年间从福建被派入川者近百支，散处成都、绵阳、乐山，以新都为最；1924年华阳《廖家族谱》说1726年从广东兴宁县至湖广，其子在1724年先期入川（资料均见《四川方言与民俗》）。福建、江西、广东在清初战乱后填四川的人是不少的，但正如光绪年间《德阳县志续志》中的《陕西会馆田记》一文说：“……时朝廷功令他省民人入蜀报垦……当此之日，楚来最多，亦最先，秦次之，江右为后，粤、闽出于乱定数十年之外。故邑人率皆五方杂处。”《成都通览》是这一论点另一个有力佐证，从当时填四川者，湖广籍占25％，云贵籍占15％，江西籍占15％，陕西籍占10％，安徽占5％，山东占5％，广东和广西合占10％，而福建、山西、甘肃合占5％（《成都之成都人》）。这说明湖广、云贵、江西和陕西人占了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的大多数。

奉旨入蜀的人就不去说他了，因为他们入川缺乏很多内在动力和本能的利益驱使，这种入川方式最难判断入川者的个人素质。而那种被逼上绝路逃荒或者由于家乡发展已至极限，具有冒险精神的人，才是我们应该分析的对象。可以说，入蜀的第一代全是靠圈地和自耕农以及佃租的方式起家的。他们多是勇猛有余而在读书方面出息不大的人，也就意味着是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下的边缘人。一直到了他们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甚至更靠后，才改变了他们辛勤劳动而食不果腹的尴尬境地，他们积聚了钱财，需要改变自己或许有点钱但却非常寒微的地位，于是读书中举就成了在平凡而稳定的社会之必选项目，也表明了“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包括成都带来了怎样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