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城市从这里突围（第10/12页）

陕西在清初填四川的大潮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其原因不问自明，陕西与四川自古相通，是为近邻，常有商业交易及民间往还。陕人在清初入川占地，其具体做法是“秦人随大军开辟，砍树臼其皮为界，施棚帐于内髅瓦砾之间”，自此之后，“远近趋利者踵相接”（同治《重修成都县志》）。陕西人在成都的经商行道以典当、盐茶、棉织业等著称。比如清代三十三家当铺（《成都通览》载二十八家），多为陕商经营。陕西严氏家族便是以运销川盐而获得大利，故而严雁峰（他是尊经书院的学生，王壬秋的高足，与宋育仁、廖季平、张森楷等著名学者系同学）、严谷孙才有贲园藏书之富，同时才有大量资金投入所辑的《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的精校、刊刻、印行，其所辑的“丛书”涉及经传、训诂、音韵学、中医药学等重要的文献。我自己就曾收得其中严氏刊刻的关于音韵学方面的书数种，流沙河先生还曾借去作过一个关于音韵方面的口诀表。严氏刊刻“丛书”的版片大约三万多片，可惜“文革”时保存不善，军宣队进驻文殊院时，军代表将存于该地的一些版片，拿来当作煮饭的柴火烧。曾蒙书籍装帧设计家盛寄萍先生遗赠，我得到一块严氏刊刻《曾子》一书的版片，闲时用手指轻扣这梨木版片，大有不胜陶醉之感。

更为切要的是外地人之入川所带来的农作物种植上的革命，对改变四川农作物及经济作物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方面闽粤入川移民功劳甚巨。如红薯在1733年间经闽、粤入川的移民带入四川，乾隆《双流县志》上载有当年成都、双流开始种植红薯的情况，“民间有空地者种之，或售或食，是亦治生之道”。只经过了二三十年，1760全川种植红薯就颇成规模，尤其是川北等地如西充被称为“苕国”（红薯又称红苕）。如此一来，加上原先的水稻种植，使得四川人的粮食逐渐富裕起来，且廉价的红苕还可用来喂猪，对改善民众的膳食及营养结构均不无好处。

但顺带说一句，玉米、红薯之引入中国福建、浙江一带，确实极大地利用了旱地，较以前保证了农民食物问题，但这是一柄双刃剑，旱地开发过多，毁林开荒的事情就不断发生，以至于森林面积逐渐减少。清代以后，全国森林遭破坏的现状越来越加剧，除人口剧增（道咸以后尚有减少）外，最重要的是玉米、红薯广泛栽种对土地的需求量加大，从而造成这种无可避免的后果。成都在中后叶，尤其是光绪元年（1875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十年间，四川所有日常物品（包括建筑材料），物价增长均在3％以下，为现代经济学家所认可的合理的物价上涨指率。而四川的燃料价格却在三十年间平均上涨约118％，平均每年上涨3.93％，超过了物价上涨的合理指率（吕实强《近代四川的农民生活》）。这说明移民造成的毁林开荒——与红薯的大面积种植不无关系——加之伐薪烧炭的事情日趋严重，才造成炭价上涨。前述经营炭帮和木柴帮的商号和人数那么多，盖源于需求大、利润厚。同时大量伐木，造成水木流失，泥沙增多，河床加高，而水量减少，这是清末包括府南河在内的岷江等内河航运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红薯等旱地作物的大量种植表面上看似与炭价上扬、内河航运能力低下、水土流失严重、水灾频繁没有联系，真实这里面有非常深刻的内在关联。

其次尚有甘蔗、山蚕的引入，对成都乃至四川有很深的影响。蔗种在1671年在富顺种植成功，到了清末，富顺产甘蔗十五万吨，产蔗糖一万余吨，有糖坊五百余家（详见《富顺县志》）。内江大约也是1671年，福建商人曾达做生意来到内江，见九月菊花开放，知此地气候与福建有相近之处，遂借返乡迎亲之际，带来蔗种、制糖工具并带来了制糖工人。这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对整个川西平原及浅丘地带的农业生产和商业带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