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期中华帝国的形成与武术世界的军事起源（上古—公元前100年）（第5/11页）

在这一时期，各国的国君和高级贵族也热衷于招揽武士，观看他们的武技，甚至和他们比赛。齐国以招揽“技击之士”为其效力而闻名，被讽刺为不实用的作法。27而秦国的国王嬴荡（公元前310年—公元前307年在位）本人就是狂热的武术爱好者，他招募了任鄙、乌获、孟说等一流的武术家来到他的宫廷中，并赐给他们显要的官职，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御用武术家团体。武术家们也恭维他的武术天赋，让他也以武术家自居。公元前306年，他进行了一次武术表演，在举起一只青铜的大锅后，因为体力不支而倒下，随后死去了。他在死后被尊称为“悼武王”，意思是“悲剧的功夫之王”（the Tragic Martial King）。

比嬴荡稍晚的赵国国王赵何也是一名剑术爱好者。根据哲学家庄周的记载，在他的宫廷中一度有三千名剑术师，每天都进行剑术的较量，每年至少有上百人死伤。28在公元前3世纪，剑的长度已经和后世相似，最长的可以达到四英尺左右。这一时期的剑术必然也成为此后两千年中中国武术世界剑术体系的滥觞。赵国成为当时剑术发展的中心之一，司马迁告诉我们，他的直系祖先司马凯就是赵国的一位著名剑术家，著有目前已知的最古老武术著作《剑论》。29

很自然地，在剑术家和其他武师之间广泛存在着好斗的风尚，正如中世纪盛期的欧洲骑士一样。庄周说，他们一言不合，就相互怒视，然后拔剑将对方的脖子砍断，或者不幸地被对方刺穿肚腹。30在武术家之间并没有自治关系，武术虽然已经与其他领域区别开来，但仍然在相当程度上附属于政治和军事。武术家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恩主，但只向主人效忠，而对其他武术家毫无认同感，无论今天的人们对此怎么评价，这是他们获取个人尊严的方式。

但这一历史进程的另一方面也值得注意：在当时的“江河与湖泊”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初级的关系和组织。

庄周有过一个著名的比喻：“与其让两条鱼在陆地上用唾液来湿润彼此，不如让它们在江河与湖泊中相互忘却。”31无论作为事实的叙述还是作为哲学隐喻，“江河与湖泊”都意味着自由空间，其特性来自于水的流动性。这一流动性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作为水的运动，使人们摆脱了地域性的血缘宗族社会的限制；第二，作为液体的水，不受凝固的政治权力的束缚，因此意味着一个既不被血缘家族关系所限定，也不被各级政府所约束的特殊领域。在形成任何自身的秩序之前，这一流动性的特征就将这个在各国各地间不断往来的商人、知识分子和武士的交通领域和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区分开来。虽然大多数人只是临时性地进入这个领域，不久就复归故乡或是安身在君主的宫廷之中，但是也无可避免地形成一些临时性的关系，其中一些逐渐凝固为固定持续的互动模式。

进而在这一新的社会领域，人与人之间按照不同的立场和利益关系联合起来并进行互助，这就形成了不同的团体和派系。中国历史上人所熟知的“一百个学派之争论”，也应当放在这一视角下进行诠释。“一百个学派”并非只是单纯的思想学派，也并非只是政治派别，而是处于各国之间的江湖空间中相互斗争的力量。这一社会领域并非由武术家统治，但和后来的武术世界仍然不无相似。

在这一原始的江湖空间中，最为重要的或许是儒家，他们是伟大的贡福修斯（Confucius，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的传人，在古代的经典诠释和文化教育方面具有垄断地位。尽管一般说来，各国的统治者对他们的理想主义并不感兴趣，但仍然尊重他们的文化权威，而各级官员也有很多是他们的学生。这一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门修斯（Mencius），尽管几乎未得到任何国家的政府职位，却有充足的资金能够在各国间进行舒适的旅行，并受到国君和贵族的礼遇。32而门修斯仅仅属于儒家的八个支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