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第8/11页）

最后我们要指出的是：在格斗术之外，还有一些次生的武学分支，其中最重要的是轻功（arts of lightness），这种武学可以说是田径运动中的许多项目的总和：跳高、跳远、短跑和长跑等等。简言之，轻功主要是穿越各种复杂的地形，在不同方向上尽可能快速移动的能力，可以用于逃走和追击敌人。另一项次要的非格斗武学是水功（water arts），即在水下进行各种活动的能力。不用说，这些次要分支仍然间接服务于格斗的目的。

这些粗略的叙述如果尚不能使读者对于中国武术的本质和构成有直观了解的话，那么如下的概括或许不无裨益：中国武术的根本特征，即是通过特殊的学习和训练，掌握远远超出常人的身体能力和技术。也就是说，并不需要特殊的天赋或血统，人就可以通过学习，超越自身的极限。或许正是由于学习本身的重要性，使得中国人称之为“武学”。这一点的重大意义将在正文中得到进一步阐明。

文献回顾；查良镛博士的研究

古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86年）曾经慨叹，在秦代之前的武术家事迹，由于不被历史编撰者重视和记载，大部分都已经湮没了。6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本质上相同的问题。在一般的历史文献中，仅仅当武术家的活动影响到重大的历史事件时，才会加以有限的记载，很多时候（譬如在明教史中）由于当局的形象和利益，这些记载也是建立在篡改和扭曲的基础上的。在野史和笔记中可以找到略微丰富些的资料，但也不容乐观。在传奇、小说和戏剧中固然有较多的描绘，但又往往过于夸张，不能随意采用。在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梳理和对比多种史料，才能辨认出其中真实的武术家事迹，并且很大程度上仍然带有猜测的性质。故而，许多学者曾经断言，要撰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武术世界史，是不可能的。

这一情况在香港历史学家查良镛的卓越研究之后，或多或少改变了。查良镛出生于1924年，在二战期间曾担任重庆的图书馆管理员，后来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多家大学任职。他于1955年在剑桥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书本与剑的档案：乾隆帝与中国秘密社会》（The File of the Book and the Sword: the Ch’ien‐lung Emperor and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本书的重点是清高宗弘历与红花会（Red Flower Society）在1758年的一项秘约及其破灭。查良镛综合了清宫秘档、地方志、红花会的几种会簿、维吾尔人的口头史以及当时的许多笔记、诗文和私人信函，详实可信地梳理出事件的进程。这一著作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议，许多传统史学家斥之为小说家言。不过随着论战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赞同查良镛的观点，其中争议最大的一项，即清高宗的真正血统问题在近年由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实验室的DNA测序研究得出了结论：高宗男性直系后裔的Y染色体和其他旁支的清代皇室的后裔毫不相同，相反，却和海宁的陈世倌家族完全吻合。7这标志着查良镛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中的胜利。

当然，查良镛的这部早期著作仍有不少缺陷，譬如他武断地认为红花会是于万亭所创建的一个新社团，而没有注意到红花会只是天地会一个主要分支为了掩护自身存在的一种别称，来自于天地会著名的红花亭。于万亭是天地会的复兴者而非另一个秘密社团的首创者。天地会的这种别称还有很多，譬如添弟会、仁义会、平头会、双刀会和三合会等，是天地会的特有现象。8他因此也未能将红花会放在天地会的发展脉络中进行考察。后来的研究者们对此有所驳正。

查良镛的第二部专著是出版于翌年的《绿色血液之剑：袁承志与明清政治》（A Sword of Green Blood: Yuan Ch’eng‐chi and Politics Betwee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这部著作是对17世纪中叶一个小军阀袁承志的主题研究。此人史学界本来只有有限的了解，只知道他是李自成的部将，在1645年曾经盘踞山东，与清军交战，后来逃离大陆。查良镛指出这位袁承志是袁崇焕之子，受到武术世界的支持，广泛参与了明末的许多事件并在深层次上改写了历史，这部作品受到学界赞誉，但相对关注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