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第4/11页）

而在希腊和罗马文明那里，首先是公元前1200年之后多利安人入侵所造成的数世纪的希腊黑暗时代，其次是自西罗马帝国覆灭到加罗林文艺复兴之间的又一黑暗时期，如果不考虑到诸如罗马人对希腊的占领或维京海盗的劫掠所造成的文明损失的话。另外一些年轻的次生文明，譬如帕提亚文明、伊斯兰文明、吐蕃文明和高棉文明，其发展时间之相对短促更毋庸论矣。似乎只有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具有发展出武学的这一必备条件。

发展出武学的第三个条件，是战争的普遍和频密。中国武学的繁荣，与其历史上战争的频繁有着显而易见的关系。在同样好战的一些文明中，如中世纪的西欧和武家政权下的日本，也发展出了高明的武术技巧，如果不是它们的历史远比中国为之短暂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些文明中也将发展出高级的武学。但对于印度人来说却并非如此，这个现象耐人寻味。诚然，在印度也可以列出一长串的战争。但印度的长期分裂并没有像中国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诸国混战”时代一样，催生出对于统一的迫切需求。这或许是因为热带的地理环境并不像中国的大河农业区一样需要中央集权政府的统一管理。相对而言，酷暑的煎熬令印度人成为了更为虔诚的宗教民族。他们在内心世界追求和梵天合一的最高境界。在印度，高度发展的自我反思的心灵哲学确实催生了武学的某些基本形态，如瑜伽术。但是非世俗化的宗教文化和和平主义的盛行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在3世纪以后，佛教将这些武学的基本元素带到了中国，譬如特别是菩提达摩（Bodhidharma）在中国北方的传教，印度的内省哲学和中国本土的武术元素相结合，就带来了中国武学的重大突破。我们将在本书第二章中讨论这一问题。

一个有趣的悖论是，发展武学所需要的第二条件“文明的长寿命”和条件三“军事冲突的普遍和频繁”某种意义上是相互矛盾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特别是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的战争——往往会对文明本身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西方人熟知642年阿拉伯人焚毁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事件，并常常对后者进行尖刻的指责。但是同一时期的西欧文明毁灭的情形更加惨不忍睹，在5世纪蛮族入侵的浪潮过后，整个西欧已经没有人懂得希腊文，也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正确使用拉丁文。只有通过阿拉伯译本的中介，西方人才在几个世纪后再次寻回了部分古典世界的知识成就。

类似的情况也常常发生在中国文明中。在公元前3世纪末的中国内战中，项羽将军在推翻秦帝国后，焚烧了存放大量手抄书籍的阿房宫，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文明断裂。甚至若干最为重要的经典也一度或永久失传； 554年，在中国南北分裂的时代，战败的南方皇帝萧绎（508‐554）在被俘前烧毁了他所收集的十四万册书籍，导致后一个王朝的国家藏书仅存三万册。

更具威胁性的是北方草原民族的侵略。譬如，在东晋到南北朝（316年—589年）时期，中国北方的文化水平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人口最少时仅有数百万，许多北方地区的汉语都绝迹了。而就对武术传承的破坏性影响而言，长达半个世纪的宋元战争（1234年—1279年）是最为显著的。大批优秀的武术家——包括当时最负盛名的“北方游侠”郭靖——死于惨烈的战争，许多古老的流派被灭绝，珍贵的武学典籍亡佚，导致13世纪下半叶的武术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断代。在元帝国建立后，蒙古政府进一步禁止汉人习练武术，尽管蒙古人的统治维持了不到一个世纪，但是悲剧性的后果已经造成：此后的武学水平，像其他许多文化领域一样，再也没有恢复到宋代时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