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黑兰读〈洛丽塔〉》选择你的人生（第4/4页）

“简单审讯”后，她们“被迫签署了一份文件，承认她们没有犯的罪，并接受二十五鞭惩罚”。

因为莎娜姿在长袍里穿了T恤，看守她的人“开玩笑说……她可能感觉不到疼痛，所以多打她几下。对她来说，童贞测试的侮辱和被迫签署认罪书的自我厌恶比身体的疼痛更难以忍受”。最终侮辱她的是，她父母同她兄弟认为她太自由了，不应该在没有男性的监督下单独出行。

纳菲西写道，她“放不下莎娜姿和她的故事”，她回忆，“我记得这次事件和我在伊朗生活时的很多其他事件一样。”她写道，这些故事和人们在她离开后写下来或口述的类似故事，成了她自己的记忆。

然而，正如这些故事变成她自己的故事一样，她阅读和教给年轻女性的故事也变成了她们自己的故事。《洛丽塔》和《包法利夫人》和她们读过的波斯经典作品一样，成了这些年轻女性的故事的一部分。

在最后，我们了解了部分女性的故事。有些移民去了加拿大、美洲和英国。其中三个继续在德黑兰见面了一段时间，讨论弗吉利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写“电影、诗歌和她们作为女性的生活”。

在她写作的时候，伊朗发生了些变化。但是，无疑这些年轻女性的生活改变了——变化源自于她们读过的书和有过的讨论。至于她们读过的书有没有拯救她们，你得问问她们才行。

“然而自那时候起，伊朗开始发生变化了，”一位学者告诉我，“不是因为制度变得更善良更温和了，而是因为人民——尤其是妇女，年轻一代的妇女，以及投入的积极分子——不断通过在公共场合及私下质疑和违反规则给制度施压。”

自纳菲西讨论期间起，已经有两波革命运动。“是的，他们失败了，或者被打压了，”这位学者解释道，“但是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影响了伊朗人民如今生活、阅读以及在公共场合和私下表现的方式。”

我经常在改变或拯救你的生命书单中看到《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它是其中的一本。我向认识的每一个人推荐这本书，特别是怀疑老师、作家、书籍能带来影响的人。

读了纳菲西促使我寻找其他伊朗现代作家，将我带向其他作家，如莎纳许·帕西普尔（Shahrnush Parsipur）和穆罕默德·道拉塔巴蒂（Mahmoud Dowlatabadi）。他们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就像纳菲西为她的学生打开大门一样。她还鼓舞我多读一些纳博科夫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