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黑兰读〈洛丽塔〉》选择你的人生（第2/4页）

然而，人们说这本书或那本书救了他们的命，他们通常指在精神上。救命的书可能是让读者意识到她并不孤单，或者给予她希望，或者在她极度需要欢乐时给她带来欢乐，或者让她知道以前从不知道的道路。

我收到读者来信说他们认为成长时世界上没人喜欢自己，或者认为世界不给他们时间，不给他们一席之地——直到读了一本书，否定他们的想法。鲁道夫·阿纳亚（Rudolfo Anaya）的《保佑我，乌勒蒂玛》（Bless Me，Ultima ）、玛娅·安杰洛（Maya Angelou）的《我知道笼中的鸟儿缘何歌唱》（I Know Why the Caged Bird Sings ），斯蒂芬·奇波斯基（Stephen Chbosky）的《壁花少年》（The Perks of Being a Wallflower ），路易丝·厄德里奇（Louise Erdrich）的《爱药》（Love Medicine ）——这几本还有其他无数书籍让读者感受到帮助，拯救了他们的生命。如果书中有一个角色能让读者联系到自己，会引起强烈的共鸣，但每本书都能与每个人共鸣。不需要是回忆录或传统的文学小说或诗歌；我听过这样的评价来自各类书籍。爱情小说、科幻小说、奇幻小说、叙事小说、图片小说，甚至非小说类书籍——都可以拯救生命。

有书救过我的命吗？我认为更准确地说，像詹姆斯·鲍德温的《乔凡尼的房间》（Giovanni’s Room ）这类书籍帮助我选择了我的人生。如果不是因为我读过了这些书，我会选择与现在截然不同的生活。书籍拯救了我的人生。

阿扎尓·纳菲西（Azar Nafisi）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Reading Lolita in Tehran：A Memoir in Books ）是一本讲述书籍改变人生的书，这本书也拯救过生命。在伊朗革命和伊拉克入侵伊朗土地后与伊拉克战争之前、之中及之后，纳菲西一直是伊朗德黑兰的一位老师。这本书开始写了她在1995年辞去在伊朗最后一个教师职位后组织的班级的故事。她邀请了七名学生，全是女性，每周四到她家讨论文学。她写道：“讨论的主题是小说和现实的关系。”纳菲西和她的学生阅读经典波斯作品[《一千零一夜》（A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和西方文学[《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 ）《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 ）]。后来，她们读了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及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她们确实读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洛丽塔》（Lolita ）。纳菲西是一名近期发表了纳博科夫相关书籍的学者，所以她们读纳博科夫的作品也很自然。

纳菲西确实意识到用《洛丽塔》来教育革命后伊朗的年轻女性可能有点奇怪。她写道：“我让你想象我们，想象我们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这本关于一个男人为了占有和迷惑一名十二岁女孩，间接导致她母亲夏洛特（Charlotte）的死亡，并诱骗她做了两年情人。你被迷惑了吗？为什么是《洛丽塔》？为什么《洛丽塔》在德黑兰？”

很快我们便知晓了答案。

纳菲西向她的学生解释《洛丽塔》这本书“与极权主义视角格格不入”。她与年轻女性讲述小说中“残活的蝴蝶”的强大，探索“受害人与看守人之间不正当的亲密关系”。但是在某一天，她的一个学生，密特拉（Mitra）问了一个问题，让她停了短短一天。

“密特拉一边伸手拿糕点，一边问了一个困扰她多时的问题。为什么像《洛丽塔》和《包法利夫人》——这类哀伤、悲剧的故事——会让我们快乐呢？阅读一些不好的事情时感到快乐难道不是罪过吗？如果我们是在报纸上读到或者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会有相同的感觉吗？如果我们写下我们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生活，会让读者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