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礼物》人类之死（第3/5页）

电话另一端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你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艾滋？”她问。

“这个，”我答道，“目前没有什么检测可以做，但当你患有和它相关的机会感染时就会被确诊。目前有一些许多人都有的症状：盗汗、持续数周的腺体肿胀，体重下降。但这也可能是别的病症。事实上，如果你过分频繁地检查自己的腺体，也会让腺体肿起来。腺体本来就不能老被戳碰的。”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

“你有以上症状吗？”我问。

“没有。”年轻女人回答。

“有其他身体症状吗？比如伤口之类的？任何症状？”然后我肯定要加上这句，“你知道我不是医生。所以我没办法诊断任何事情，即使我是医生，我也没办法通过电话做诊断。如果你担心的话，你真的应该去看看你的医生。如果你没有医生，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位。”

“好的，”她说，“但你是怎么判断得病的？”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但好像是通过性传播的，也好像在共用一个针头的静脉注射毒品的人当中传播。”受过训练的我并没有催促她。

“好吧，我担心我得病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的理发师是同性恋。”

突然之间，我有种预感这通电话会通往何处。

“好的，”我说，“那没有什么奇怪的。很多理发师都是同性恋。”

“是啊，”她重复道，“我很确定他是同性恋。我刚刚从沙龙回来。他给我洗的头。现在我就在想他可能把艾滋传染给我了。你懂的。他的手伸进了我的头发里。”

“天啊！”我说，无法控制住自己。然后我开始不按剧本走了。“听着，我必须问你一个问题。”

“好的。”她说。

“你手边有笔和纸吗？还有小手提箱？”

“有的。”她说。

巴里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但他从我手中抢过电话，然后冷静地安慰那个年轻女人。讲完电话之后，他转身面向我。

“我能问一下，尽管我想我可能知道，为什么你要问呼叫者有没有纸笔和小手提箱？”

我坦白了。我正要告诉她让她给家人写一封告别信，简单迅速地写一封最终遗嘱，然后打包一些小东西在手提箱里，然后去最近的急诊室待着，度过她最后的时光。

“那正是我担心的。也许你需要休息一个晚上。”

“但是说真的，巴里！被她的理发师感染？因为他可能是个同性恋？真是一个白痴！一个充满仇恨的白痴！”

我很愤怒。对她，也对巴里。

“带上你的煎饼，然后从这里滚出去。我们明天见。请少点歇斯底里，多点同情心。”当我关上门的时候，我想我听见巴里笑了。但他从来没向我承认过他觉得这很好笑。

几十年来，我一直尽量不去多想那段时光，主要是因为我不能。就好像那段时间是发生在其他地方其他人身上的事而已。我记不得当时是什么感觉。我记得其他人常用的一个说法是，当时我们就好像在打仗一样，我们被包围着——在工作中，在地铁上——被那些生活在和平中的人包围着。尽管我当时才二十多岁，但我已经习惯了朋友生病死去的事实：在爱德华之后，是休，是斯坦，是约翰，是吉姆，是克雷格（Craig）和其他许许多多人。每次死亡都一样让人觉得伤心、害怕和恐惧。但不再让人觉得奇怪。就是这样发生了而已。

最近读的一本书把我带回了那段时光：丽贝卡·布朗（Rebecca Brown）的《身体的礼物》（the Gifts of the Body ），这是她写的第六本书，她还会继续写更多；她的作品包括散文、一部有关她母亲的死的回忆录、剧本和故事集。

《身体的礼物》是一本薄薄的小说，里面有十一个互相联系的故事，由一名家庭护理员讲述她上门照顾不同艾滋病人的故事。每一章由不同的“礼物”来命名——汗液、完整、眼泪、皮肤、饥饿、行走、死亡（没错，死亡）、演讲、视力、希望和哀悼。也许作者在决定小说构架时在读林白夫人 [8] 的《大海的礼物》。两本书的语调也有相似之处：都是安静发人深思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