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第4/6页）

第二天，我特意从家里多带了几个馒头，果然，那女孩儿又在那里等着我，接过馒头，也不多话，迅速褪下裤子。完事后，我好奇了，问她，“怎么不吃馒头”。她边系裤子边随口应道，“带回去给弟弟吃。”她走了。我坐在地上直发愣，我抬手扇起自己的嘴巴子，用力扇，把自己扇成猪头。我觉得自己真是一头畜生。

第三天，我早早地把馒头放在地上，躲入草丛。女孩儿又来了，看见地上的馒头，又看我不在，喊了几声哥哥，犹犹豫豫地捡起馒头，走了。我悄悄起身，跟着女孩儿上坡下坡左转右拐，到了一间祠堂。祠堂的影壁被人砸去半边。里面有一口一米长二米宽的天井。天井四沿铺有长条青石。雨水沿着天井上方的屋檐落入池中，以为饮水之用。四下厢房向内缩进，好像是趴在水塘里的牛。这种屋子一般都住着四五户人家。

女孩蹲在右侧厢房门前，把馒头小块撕碎，喂给一个坐在竹椅上的男孩吃。男孩可能患有某种隐疾，哈涕子拖得老长，费老半天功夫，才能咽下一小块。腿还是瘸的，应该得过小儿麻痹症。女孩儿喂得很专心，没发觉我在后面。左边厢房里出现一个脸比屁股大的妇人，扫了一眼姐弟俩，拖长声调怪声怪声地说，“哟，又有白面馒头吃了。从哪偷的？赶明儿叫上我啊。”女孩儿没吭声。妇人身边蹿出一个七八岁大的脏孩子，奔到女孩儿身边，一把抢过女孩子手中的半个馒头，就往嘴里塞。女孩儿还是不吭声，瞪着那已跑回母亲身边的脏小孩，眼神愤怒，牙齿紧紧地咬住嘴唇。那妇人抬手给了脏小孩一个巴掌，说，“吐出来，这么脏的东西也吃？鬼晓得是不是卖逼卖来的。你三世没吃过馒头啊？”

我的心突突一跳。一根细细的树刺扎入心脏。这臭娘们长了一双火眼金睛，不过，我向毛主席发誓，我真的只是摸了几下，没干别的。我想走。女孩儿哇一下哭了，可能是被妇人的话刺伤了。我不敢再停留，赶紧拔腿。翌日，我又带着馒头来到后山。等了许久，女孩儿一直没来。我按捺不住好奇心，下班后，又去了那所祠堂。女孩儿蹲在门口烧火，铁锅里有几片烂的黄叶子。那个妇人坐在天井边吃饭，吃的是红薯稀饭，一大碗，热气腾腾，女人的胖脸消失在这热气中，嘴里唠叨，“哎哟，今天不吃白面馒头了？”

天井边还坐着一些人，大家都在各忙各的事，仿佛没有听见。不知为何，我想起小时候那位好人没好报吃药死掉了的女医生，鼻子发了酸。我拍了拍女孩儿的肩膀。女孩儿吓一跳，扭转身，见是我，脸顿时通红，然后一阵青白。我把馒头放在她脚边，就走了。我在后山放了半个多月的馒头。很快，母亲发现了我的异常，奇怪我咋这能吃，可能以为我正在长身体的阶段，没说什么，向继父抱怨了几声。过了一些天，女孩儿找到我，说她要带弟弟去乡下爷爷奶奶那里。叫我不必再拿馒头。然后脱光衣服，说让我摸个够。我没敢摸，跑掉了。

女孩儿的名字叫陈映真。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一个馒头能让一个少女在陌生人面前袒露胴体。这在今天听起来像神话。很多年后，我看到顾长卫拍的电影《孔雀》，其中有一个镜头，讲姐姐为了拿回被果子捡走的降落伞，脱了自己的裤子。许多观众批评这个细节不真实。我只能苦笑。从某种意义来说，降落伞与馒头并无区别。一个小小的馒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这话一点不假。二零零六年，当我看到陈凯歌与胡戈共同制作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时，我没笑。

一九七五年，无数暗流在人心中涌动。“走后门”，这个几年前让人羞愧要被批判的词语被人们在大街上堂而皇之地谈论。能否为回城子女找到工作，变成许多父母亲肩膀上的一块大石头。继父回到汽车队担任领导职务，我成了汽车队里的正式职工，时不时把一辆大卡车开去兜风。街头出现许多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他们拿烟的姿势个个都像毛主席，夹在左手食指与中指间，胳膊弯曲，烟头与左肩齐平。那时有个名词，管他们叫“社会青年”，他们吸烟、喝酒、赌博，乱搞男女关系。群殴之风一时盛起，主要就是争女人。十几号人，各自拉扯队伍，约定某处。先是讲数，讲得拢，就去吃饭；讲不拢，就开打。武器一般是砖头、菜刀、擀面杖，也偶尔有自制的匕首。谁打赢了，那女的就跟谁。若过了一些日子，输的一方喊来更多的人，把赢家打趴下来了，这女的便蹬了原来那个，跟了新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