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第4/5页）

我决定去北京，去握一握被毛主席握过的手。十二岁的我在九月的一天动身去北京了，未与父母打一声招呼，身上没一分钱。我没想过一路上的吃喝问题，更未考虑到了北京后如何去找到那只让我灵魂发抖的大手。我也不知道，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在9月5日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中讲的免费乘火车、饭费由国家财政支出的通知精神，我只知道，毛主席在天安门等着我。这就足够了。“天安门前飘红旗革命声浪动天地!欢呼敬爱的毛主席，您和我们在一起。”我上路了。本来在我的鼓动之下，还有两个同学，但临行前的早晨，他们放弃了，说爸妈不同意。我对他们的卑劣行径表示无比的轻蔑。我对他们说，等着吧，我会带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我在脖子上系了一根偷来的红领巾来到省城。省城已成红色的海洋。大片大片的红把天空烧亮。天方破晓，万千攒动的人头已汇成壮丽的河流。人人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革命无罪，选择有理”、“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被汹涌的人流挤上火车。我是第一次看见火车。这是怎么样的一只钢铁怪兽啊!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通体碧绿。我相信这是新中国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奇迹，是要让美帝苏修蒋光头魂飞胆丧的伟大奇迹。我热泪盈眶。

火车上都是去北京的学生，每寸空间挤满了肉。我身子小，被几双大手硬塞在行李架上，头晕目眩，额头滚烫，耳朵里满是巨大的声浪。所有的学生一律欢欣鼓舞，放声高歌，几万条喉管一起歌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他们唱一句，我跟着唱一声。若没有他们，我不可能登上这辆驶往圣地的火车。火车呜呜地吼叫。被铁轨反复打磨得铮亮的车轮铿铿铿地吐出内心闪亮的火花。一个十七八岁的尖脸姐姐发现了我的异常，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没事。”她摸了一下我的头，惊叫起来，“你烧得这样厉害？”我病了。早不病，晚不病，在光荣即将来临的时刻病了。我对自己的无能感到了愤怒，我恶狠狠地叫起，说，“我没发烧。”但我的声音不比蚊蚋响。嘴唇生出被体内火焰燎起的小水泡。我都想脱了裤子撒几滴尿喝下去。腹腔中好像有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尖脸姐姐迟疑几秒钟，从随身带的书包里取出一个柚子，剥了几瓣，小心地喂入我嘴里。我的舌头发了麻。我还是第一次吃柚子。我几乎要把舌头吞下去了。酸酸的，甜甜的，有一点微苦，还带着清香。我说了一声，“谢谢你，姐姐。”然后闭上眼睛，晕迷过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又回到省城，是在省城的医院。医生说，有位女学生把我送来的，还替我交了看病的钱。然后急冲冲走了。我不知道在我晕迷的时候发生过什么，只能是想象。也许是尖脸姐姐本人，也许是尖脸姐姐匆忙中所托付的某人，她停止赶赴北京的步伐，中途下车，把我送回省城医院，还在我的书包里发现了我所在学校的名称，又找到电话，说服了电话的主人，打给县教育局，让教育局的人把我的消息告诉学校，又转告到我的父母。这个过程有点绕，说起来都嫌麻烦。我只能说我是幸运的。不久之后我就知道，我们县另一个独自去北京的高年级的学生，他也在火车上发病，就死在车厢内，尸体随之被抛在路边草丛。

说起来，当时的电话真是稀罕物。黑色摇把的，也就公家才有。老百姓要往外地打，要去邮电局，还要单位先开证明。电话打起来费力异常，即使顺利的话，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先拨总机，让话务员接通要的线路，再不停地摇啊摇啊。尖脸姐姐能打通电话，应该与当时的混乱情况与她臂膊上的红袖章有关，“东风吹、战鼓擂，现在学校里究竟谁怕谁？不是学生怕老师，而是老师怕学生!”这口号真不是说笑，不仅是学校，整个社会，包括政府机构在内，见了这些毛主席请出做客的红卫兵那都发怵腿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