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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你。’我说，心里相信却又不相信。

“她困顿不堪，往后面靠下去。‘我们非得离开这儿不可，’我说，‘就在今天夜里。’

“‘往哪儿去呢？你有护照吗？’

“‘有。有个在保管拘留人员证件的机关里工作的人，把护照还给我了。你的护照在哪一个的手里呢？’

“她没有回答。她往空中凝视了一会儿。‘这儿有一家犹太人，’她随后说，‘丈夫、妻子和孩子。他们来到这里才只几天。那个孩子病了。他们也跟纳粹党人一起站了出来。他们要回到德国去。“你们是不是犹太人？”队长问他们。那个丈夫回说他们都是德国人，要回到家里去。队长还想讲几句别的话，可是几个盖世太保都在那儿。“你们当真要回去吗？”他又问了一遍。“把他们列到名单上去，队长，”有一个盖世太保笑着说道，“如果你们确实那样想念家乡，那我们可以帮你们个忙。”他们的名字给登录了下来。跟他们讲也没有用。他们说他们生活不下去，他们说孩子病得很厉害，又说所有在这儿的犹太人反正也会被抓起来，因此他们还不如现在就站出去。他们说我们在这里落进了圈套，他们还不如索性自动走掉。他们的行动，活像聋了的骡子。你愿意跟他们谈谈吗？’

“‘我？我能谈些什么啊？’

“‘你在那儿待过。你在德国集中营里待过。你回去过。后来又逃出来了。’

“‘我到什么地方去跟他们谈呢？’

“‘就在这儿呗。我去找那个丈夫来。我知道他住在哪儿。我们一会儿就回来。我把你的情况告诉过他。我们还能把他挽救出来。’

“几分钟之后，她回来了，带着一个满面病容的人，这个人不肯从铁丝网眼里钻过来。他就在我对面，站在营房的一边，听着我说话。不一会儿工夫，他的妻子也出来了。她脸色十分苍白，一句话也没说。他们被捕，大约是在十天之前。他们本来关在两个拘留营里。他们逃跑了，随后奇迹般地又重逢了。不管走到哪里，他们总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墙上，写在人行道上。”

施瓦茨望着我。“你听到过‘苦路’[60]吗？”

“谁没有听到过呢？它从比利时一直通到比利牛斯山。”

苦路一直要追溯到战争爆发后的最初那几天。可是大规模的撤退，却是在德国入侵比利时并突破马其诺防线以后开始的。最先是一辆辆汽车，高高地堆放着家具和被褥，后来是各式各样的运输工具，运货马车，手推车，婴孩车。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是无穷无尽的步行的人流，在明媚的夏天向南涌去，一路还被俯冲轰炸机追逐着。流亡者掺进了这股撤退的洪流。失散了的家庭成员用煤块、粉笔、油漆或者其他任何可以使用的东西，把姓名和音信写在墙壁、房屋的正面和路牌上。这就成为一种近似路边公报之类的东西。此外，那些早已流亡了好几年、一直在躲避警察的流亡者，还发展了一种所谓的地下铁道，一种通信地址网，从尼斯直通到那不勒斯，从巴黎直通到苏黎世：一些可以信赖的朋友，从他们那里能得到新闻、情报和忠告，必要的时候他们还能留你宿一两夜。多亏这种路边公报和秘密通信网，这个犹太人才找到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不然的话，他们早已如同谚语中说的那样，针沉大海，消失不见了。

“他们担心，”施瓦茨接着说道，“如果留在拘留营里，他们又会被分开。这里是个妇女拘留营。他们一起被抓了来，可是已经得到通知，那丈夫马上就要被移送到男子的拘留营去。‘那我们就受不了。’他说。他已经把整个事情考虑过一番，确实认为其他办法一点也没有。逃跑是不可能的，他们已经试过，而且差一点就饿死。眼下，孩子病了，那母亲完全被搞得筋疲力尽——而他自己呢，力气也都已经用光了。‘你们这些剩下来的人，’他说，‘情况也不会比屠宰场圈栏里的牲畜更好。他们想在什么时候，就可以在什么时候走来把你们抓走。为什么？’他最后问道。‘法国人没有趁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放我们走呢？’他是一个文弱的绅士，瘦瘦的脸上，蓄着一撇浅黑的小唇髭。谁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他们不需要我们，但又不肯放我们走——可是当整个民族已经瓦解的时候，谁还能够为这样一件多少有点荒谬的事情操心呢？不管怎么说，那些对于这样的事本来可以做些什么的人，却就是不肯费一点精神去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