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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明天,’海伦答道,‘是后天。’
“后天!在她看来,也许这是具有某种意义的。可在我看来,它跟‘永远不会’或者一张毫无中奖希望的彩票差不多是一样。我早已经历过太多的后天了,而结果证明,它们全跟我事先希望的不一样。
“‘后天,’我说,‘或者大后天。要看天气。现在,咱们且不要去想它吧。’
“‘我没有别的事好想啊。’海伦说。
“我们到了教堂地窖,一家按照德国哥特风格装潢的饭店,找到一张桌子,在那里我们谈话是不会被人家听到的。我要了一瓶酒,具体细节我们都安排停当了。海伦准备第二天就到苏黎世去。她在那儿等我。我跟来的时候一样,取道奥地利和莱茵河回瑞士,一到苏黎世我就打电话给她。
“‘万一你到不了那儿,该怎么办呢?’她问。
“‘在瑞士的监狱里,他们是准许写信的。等一个星期。到那时候你还接不到我的信,你就回来。’
“海伦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她知道我这句话的意思。在德国牢房里,你是不能够写信的。‘边境守卫得很严吗?’她问。
“‘不,’我说,‘这你用不着担心。我既然进来了——为什么我不能够出去呢?’
“我们尽力不去理会这种离别的事,可就是不大能办到。它仿佛一根又大又黑的柱子,矗立在我们中间。我们充其量也只能时不时绕过它相互望望各人受惊的脸。‘这倒有点像五年以前,’我说,‘不同的是,这一回咱们两个人都要走了。’
“海伦摇了摇头。‘小心点儿!’她说。‘看在上帝的面上,要小心点儿。我会等着的。不只等一个星期。你要我等多久我就等多久。千万别冒险。’
“‘我会小心的。咱们不要再谈这事了。如果你谈得太多,小心也会不起作用。’
“她把一只手搁在我的手上。‘我这才开始意识到你回来了。尽管这是你应该离去的时候。太晚了。’
“‘我也是一样,’我说,‘不过,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太晚啦,’她嘟嘟囔囔地说道,‘可现在,你又要离去了。’
“‘并不太晚,’我说,‘而且咱们一直是知道的。要不,我会回来吗,你会等着我吗?’
“‘我没有一直等着你。’她说。
“我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一直等着,可是我知道,这一点我是怎么也不能承认的。现在,更不用说了。我们两个人都绝不遮掩,也毫无防备。要是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我们便可以随时回到这种时刻,到明斯特那闹嚷嚷的饭店里去汲取力量和信心。那将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往里头照一下,它将会给我们照出两个形象:一个是命运要我们显示的样子,另一个是命运已经把我们变成的样子。
“‘你现在该走啦,’我说,‘小心点儿。汽车不要开得太快。’
“我们站在两排古老的房子中间当风的街上。‘你得小心点儿,’她悄声说道,‘你更需要小心。’
“我在房间里待了一会儿,随后我再也受不了啦。我就走到火车站去,买了一张前往慕尼黑的车票,还记下了行车的时刻。那天夜里有一班车,我决定就搭那一班车走。
“城里静悄悄的。我经过大教堂,在那里立定下来。在黑暗中,我只能辨认出广场上几幢古老的建筑物。我想起海伦,想到将要发生的事,可是我对未来的幻想,却跟大教堂那黑魆魆的正门高处的巨大窗户一样,既庞大,又模糊。我带她出去,是不是做对了,我暗自寻思,还是我们将会遭到不幸?我是轻举妄动地犯下了一个罪行,还是我仅仅接受了一份崭新的礼物?或者说不定两者兼而有之?
“旅馆附近,我听到轻轻的说话声和脚步声。两个党卫队员从一所房子的门里出来,推着一个人,走到了街上。就着街灯的光芒,我看见那个人的脸。它又窄又黄,从一边嘴角上有一条黑乎乎的血水顺着他的下巴往下流。他头顶光秃,可是两边却长着一片黑发。他眼睛睁得很大,充满着几年来我不曾见到过的那种惶恐。什么声音他都没有发出。那两个党卫队员不耐烦地又是推他,又是拉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们都是悄没声的。这整个场面有着一种压抑怪诞的气氛。走过去的时候,那两个党卫队员都朝我恶狠狠地、挑战似的瞥了一眼,而那个被捕的人却用惊呆的眼神瞪了我一下,做了一个恳求救助的手势,他的嘴唇动了一动,可是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来。这是一个跟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情景:权势的奴才,受害者,永远在场的第三者,不肯伸起一根手指去保护受害者的旁观者,他不肯试一试去解救他,因为他怕影响到自己的安全,而恰恰为了这个缘故,他的安全往往会受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