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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像是睁大了眼睛睡着了似的。随后，当那个弹奏吉他的人走到外面露台上的时候，他才醒了过来。“我叫施瓦茨，”他说，“那不是我的真名，是我护照上的名字。可是我已经用惯了。今天夜里这样叫就行啦。你在法国住过很久吗？”

“一直住到他们不让我住下去为止。”

“被拘留了？”

“那时候战争爆发了。跟其他任何人一样嘛。”

那个人点点头。“我们都一样。我曾经很快乐，”他说，又急促又轻柔，脑袋耷拉着，眼睛转了过去，“我那时十分快乐，比我曾经设想的还要快乐。”

我吃惊地转过身去。他实在不像是一个会说这种话的人。他仿佛难以捉摸而又缄默孤独。

“什么时候？”我问。“在难民营里吗？”

“不。在那以前。”

“1939年？在法国？”

“是的。战争爆发之前的那个夏天。我至今还不明白那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现在我之所以非得找个人谈谈，原因就在这儿。在此地，我什么人也不认识。可是，如果我跟什么人说了，那些事就会回到我心上。它就会在我心坎里清清楚楚地出现。而且它会长留下去。我简直非得——”他忽然停住不说了。“你理解吗？”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理解，”我说，“那倒是不难理解的，施瓦茨先生。”

“不可能理解！”他答道，突然变得狂暴起来。“她躺在那边一间屋子里，窗户紧闭着，躺在一口可怕的木头棺材里。她死了，她再也不存在了！这一点，什么人能够理解？没有一个人！你不能，我也不能，什么人都不能，任何人说他能够理解，那他就是个撒谎者！”

我没有吱声，等待着。我常常跟一个处境相似的人坐在一起。当你没有了祖国的时候，这些损失就更加难以忍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支持你，而他乡异国总使人觉得越发生疏。这种情况，我自己在瑞士也曾亲身经历过，那时候我接到消息，说是我的父母在一座德国集中营里被杀害后焚化了。我常常会想起焚尸炉的火焰里我母亲的一双眼睛。

“我想，”施瓦茨越发沉着地说道，“你总知道流亡者的紧张不安是怎么回事。”

我点点头。一个侍者送上来满满一碗小虾。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肚子很饿，而且记得从午餐之后我还不曾吃过一点儿东西。我迟迟疑疑地朝施瓦茨瞅了一眼。“你尽管吃吧，”他说，“我等着。”

他点了酒和纸烟。我吃得很快。那小虾很新鲜，味道烧得又很好。“原谅我，”我说，“可我实在饿透了。”

我一边吃，一边望着施瓦茨。他平心静气地坐在那儿，俯视着那个名为里斯本的伟大的舞台场景，没流露出半点儿急躁或者恼怒的神色。这倒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感激。他似乎也明白，不管有关礼节的书本上对这个问题是怎么个讲法，一个人即使在面对不幸时，也会感到饥饿，而非麻木。如果你一点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那你不妨照样吃你的饭菜，趁它们还不曾从你面前撤走。因为那样的事是随时都会发生的。

我把碗碟推开，拿起一支纸烟。我已经好久不抽烟了。我不抽烟，为的是想多积攒些钱去赌博。

“那种紧张不安是在1939年春天闯到我的头脑里来的，”施瓦茨说，“我已经做了五年多的流亡者了。1938年秋天，你在哪儿？”

“在巴黎。”

“我也在那边。我已经不存什么希望了。那正是在《慕尼黑协定》[10]签订以前不久。我由于长期处于恐惧状态，反而不再害怕了。但是出于习惯，我仍然躲躲藏藏，小心谨慎，可我已经不存什么希望了。战争总会爆发，德国人总会开过来把我抓去。那是我的命运。我只好听天由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