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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着。

“是奥地利人？”

我没有回答。我望着那一幢幢彩色粉墙的房子，觉得它们挨近得实在太慢了。我知道有些葡萄牙警察德语讲得很流利。

“我不是警察。”那个人说。

我不相信他的话。他穿的是便衣，可是在欧洲，我被这种穿便衣的人逮捕就已经有六次了。我有证件，还挺像模像样，是在巴黎由一位从布拉格来的数学教授给我做的，可是也经不起仔细的检验。

“我看见你在盯着那条船，”那个人说，“所以我很好奇……”

我漫不经心地打量了他一眼。看样子，他的确不像是一个警察，可是上次在波尔多[6]把我抓去的那个穿便衣的人，一副可怜样子，简直像是在坟墓里待了三天的拉撒路[7]，其实却是个最最残酷的家伙。他明明知道第二天德国人就要开进波尔多，却还把我关了进去，若不是几小时之后有个好心肠的典狱长将我释放出来，我可早就完蛋了。

“你要去纽约吗？”那个人问。

我没有搭理。只消再走二十米就行了。到那时，万一有必要，我可以把他击倒，自己撒腿就逃。

“这儿，”那个人说，把手伸进衣袋，“是搭乘那条船的两张船票。”

我看见那两张票子。在微弱的灯光下，我看不清那上面写的是什么。不过我们走的路已经够多了。现在停下来也不会出什么事。

“这都是怎么回事？”我用葡萄牙话问他。我学了几句葡萄牙语。

“这船票你不妨拿去，”那个人说，“我不需要它们了。”

“你不需要它们？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再需要它们了。”我瞪着他看。我理解不了。他的确不像一个警察。如果他真要逮捕我的话，那也用不着搞这种异想天开的诡计。可是如果这两张船票是好用的，那他自己又为什么不用呢？而他又为什么要给我呢？有种什么东西开始在我心里颤动了。

“这船票我买不起，”我最后用德语说，“那要花一大笔钱咧。在里斯本，有钱的流亡者有的是，你要多少，他们能给你多少。你找错了人啦。我是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我不是要卖钱。”那个人说。

我又转过眼去望望那两张船票。“那是真的船票吗？”

他把船票递给我，没说一句话。它们在我手指中间窸窣作响。是真的船票。把它们拿到手，是关乎毁灭与得救的大事。没有美国签证，这两张船票我还不能使用，可我凭着它们毕竟还可以在第二天早晨再试一试——或者，至少我还能把它们卖掉。那就意味着可以多维持六个月的生活。

“我不明白。”我说。

“你不妨拿去，”他答道，“不要你一分钱。明天早晨，我就要离开里斯本。我只有一个条件。”

我的胳膊耷拉了下来。我知道这件事情太美妙了，简直不像是真的。“什么条件？”我问。

“今天夜里，我不愿意一个人待着。”

“你是要我跟你待在一起吗？”

“是的。一直到明天早晨。”

“就是这么一个条件吗？”

“就是这么一个条件。”

“没有别的条件了吗？”

“没有别的条件了。”

我难以置信地瞅着他。我知道，当然啦，像我们这种处境的人是会支持不住的，而孤独，有时候是会叫人难以承受。我知道这种对空虚的害怕心情，它袭击着那些世界已成为虚空的人。而我也知道，哪怕有一个完全素不相识的人来作伴，也会把一个人从自杀中挽救出来。可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人们互相帮助原是理所当然的事，本来无需给什么报酬，更别说是这样一种报酬！“你住在哪儿？”我问。

他做出一个否定的手势。“我不愿意到那儿去。这个时候还有酒吧开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