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书面说理的演变与人文传承（第3/5页）

艾迪生和斯蒂尔（Richard Steele）编辑和担任主笔的《旁观者》便是当时期刊中的佼佼者，每一期要印三四千册，有时竟会超过一万五千册。这个印数的读者非常可观，因为每一册都会在读者中传来传去，据艾迪生自己估计，每卖出一册，传阅的人数都会超过20位。所以每一期的读者人数相当于当时伦敦人口的十分之一。塞缪尔·约翰逊特别看重艾迪生小品的社会教化作用，因为从文艺复兴开始，“教化”一直就是随笔的一项主要功能。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卡萨（Giovanni della Casa）所著的《礼仪手册》（The Book of Manners），卡斯蒂廖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的《廷臣手册》（The Book of the Courtier）对当时的贵族文化都影响极大。而艾迪生的读者对象是那些刚刚富起来，但未必有文化修养和精致趣味的新有钱、有闲者。艾迪生的目的是通过随笔在中产阶级中形成一种彬彬有礼、富有学养、思维清晰、说理合度的风气。

艾迪生的影响当然不限于普通的资产阶级读者，他对思想人士同样有所影响。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和艾迪生一样，也是一位随笔作家，他非常敬佩艾迪生的随笔写作。休谟在《论随笔的写作》中称自己是“从学问界来到交谈界的住户或使节”。在休谟那里，“交谈”是一种与他人平等的说理讨论，也是随笔的主要功能。亚当·斯密（Adam Smith）继承艾迪生中立、平和的旁观者立场，在《道德情感论》一书中，他将此确立为道德哲学的原则。塞缪尔·约翰逊说，要想写好优秀的随笔，“必须日夜诵读艾迪生”。卢梭在《爱弥儿》中称《旁观者》为青年女性理解其社会责任的最佳读物。艾迪生在美国革命前后成为新大陆读者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对美国建国之父如华盛顿和约翰·亚当斯都有重要影响。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中的青年本杰明偶然得到一本《旁观者》，用来作为自己写作的楷模，自我训练清楚、准确表达思想和感情的能力。

艾迪生公共说理的那种人文教化作用正是今天人文教育想要在学生们身上看到的。艾迪生能用一种理性而令人愉悦的方式把理说清楚，不仅如此，由于他用一种富有教养的方式说理，而他的读者们又都认同这样的说理方式，说理本身也就成为一种社会能够共同赞成的“好”和“价值”，一种具有公共规范作用的话语伦理。同样，在今天的人文教育中，说理并不仅仅是一种用话语影响和说服别人的技能，而更是一种文明社会的教养和价值观。

说理谈论的是“人的事务”

在艾迪生之后，随笔逐渐朝专门领域个人化写作的方向发展。有的作家把它变化成一种以诙谐幽默著称的小品［如兰姆（Charles Lamb）］，有的用随笔来谈论社会道德（如约翰逊），有的用它来讨论艺术、文化旅游和人生［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有的用它来谈论阅读和回忆［如伍尔夫（Virginia Woolf）］，有的用它来谈论文学理论［如TS艾略特（TSEliot）］，有的用它来谈论工人生活和左派政治［如奥威尔（George Orwell）］。1688年，英国哲学家洛克发表了《论人类的理解力》，其“论”字用的就是“essay”这个词。伏尔泰于1756年发表了历史著作《论风俗》，1889年，柏格森将他的哲学著作命名为《论意识的直接材料》，其中的“论”字用的都是“essai”。随笔成为一种无所不谈的写作方式。今天，随笔最常见的是四种文字：沉思、阅读、回忆、旅游。

英国大随笔家威廉·赫兹里特（William Hazlitt）说，随笔“把思想的才能与资源运用于人的事务（human affairs），这种写作虽然不属于艺术、科学或职业，却属于作者的认知范围，贴近人的事务和关怀”。以人的事务为题材，这是一种人文的写作，一种非专业的，独立于科学、哲学或宗教的写作，“在道德与方法上正如实验之于自然哲学，与教条的方法正好相反”。这样一种可以称之为“业余”的写作，它强调的是写作者个人的看法和认知，个人的独立观点。它拒绝接受任何宗教或政治教义的束缚，它让写作者自己的声音成为说理的声音，这种业余而独立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在学生说理作文中要鼓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