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树林深处（第7/10页）

威利回答道：“我当时在非洲，在一个日落西山的葡萄牙殖民地。我在那儿待了十八年。我妻子就出生在那儿。我住在她的豪宅里，靠她的田产过日子，她的田产至少是这里随便什么人的二十倍。我没有工作。我只是她的丈夫。有很多年我一直认为自己很走运。远离家乡——印度是我最不愿意待的地方——过着逍遥的殖民地生活。你要知道，我是个穷光蛋，真的是身无分文。在伦敦遇到我妻子那会儿，我快大学毕业了，学的尽是些毫无用处的课程，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该干些什么，该往哪儿去。在非洲生活了十五六年之后，我开始改变了。我觉得自己是在浪费生命，我原先认为自己很幸运，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我感到我的全部生活其实都只是我妻子的生活。房子是她的，田产是她的，朋友是她的，没有一样是属于我的。我开始感到，正是由于我的不安全感——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和你一样——我很容易屈服于一些偶然事件，被这些偶然事件推挤着，日益远离了自己的本心。我告诉妻子，我要离开她，因为我厌倦了过她的生活。她听了之后，说了一句十分奇怪的话。她说，那并不真是她的生活。这两年，我一直在思考她这句话，现在我想我妻子的意思是，她的生活其实和我的生活一样，也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非洲，葡萄牙殖民地，她的祖父，她的父亲。当时，我以为她这么说只是在指责我，根本不愿意好好想一想她的话。我以为她的意思是，她和我一起生活，使我获得了力量和精神寄托，对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些都是她赏赐给我的，而我却用它们毁了她的生活。如果我那时候像现在这样理解她的意思，我会十分感动，可能不会离开她。也可能是我想错了。我必须离开她，去面对我自己。”

罗摩占陀罗说：“我觉得我的出生、我的生活，一切的一切都是偶然的。”

威利想：“这正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也许当人们能够更多地主宰自己的命运时，他们才会过上更加合乎计划的生活。也许在外面那个简单化的世界，生活就是那样的。”

他们来到一个村子，这儿和他们去年行军经过的那些村子和林中聚落不太一样。它以前可能是一个封建小领主的领地。用罗摩占陀罗的话说，是一个收税地主：过去，那些境遇悲惨的村民要向他交纳四十到五十种税款，附近二三十个甚至更多的村庄实际上都归他所有。如今他的大宅子仍然矗立在村外，在周围的环境中显得过于宏大。宅子空着，但是没有人进去据为己有，也许是忌惮它往日的威严，或者是害怕有妖魔鬼怪作祟。前厅、铺了砖石的院子、屋门无存的房间，在整幢建筑的每一个部分，在这荒弃已久的石造院落内，到处都充斥着朽木烂石潮湿腐败的气味。这气味来自蝙蝠及其累积的粪便地毯，来自占领此地的鸽子和其他野鸟留在墙上的白色污渍，疙疙瘩瘩，层层叠叠。要把蝙蝠和野鸟留下的污迹清除干净，是件很令人头痛的事。即使有人搬进去住，也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让这宅子重新充满人的气息。

出了村子走上很长一段路，仍然可以见到地主家的田产：杂草丛生的田野，因为缺乏灌溉已经干涸，栽种柠檬和甜橙的果园，因为无人照料已经枝叶芜杂，随处都有刺槐和苦楝树恣意生长。

罗摩占陀罗说：“这些村民让你直想哭。他们大多数都没有土地，这三年多来，我们一直想把这六百英亩土地分给他们。我们找他们开了不知道多少次会。我们告诉他们旧制度如何罪恶深重。他们都很赞同。但每次告诉他们，现在该轮到他们拥有和耕种这些土地了，他们却说：‘那不是我们的土地。’和他们谈上两个小时，他们似乎也赞同你的说法，但到最后还是那句话：‘那不是我们的土地。’你可以叫他们去清洁水箱，叫他们去修筑公路。但你没办法叫他们去接管土地。然后我就明白了，为什么革命必须流血。要让这些人开始理解革命，我们必须杀人。要他们理解杀人倒是毫不费劲。我们在这个村子和许多别的村子里至少建立过三个革命委员会，但都没有保留下来。年轻人加入我们的队伍，想要看到流血。他们都上过中学。有些人还拿过学位。他们要流血，要行动。他们要改变世界。而我们给他们的只有空谈。这就是坎达帕里留给我们的。他们看到什么也没有发生，就退出了。如果我们用铁腕来统治解放区——我们就应该这样做——这六百英亩土地在一个月之内就可以清理干净，开始耕种。人们才会对革命的意义有所了解。这次我们必须得做点儿什么了。我们听说以前那个收税地主的家里人想卖这块地。他们在第一次革命的时候就逃走了，此后一直住在某个城市，过着寄生生活，无所事事。现在他们穷了，就想通过某种秘密交易把这些地卖给一个本地的富农，一个希夫达斯那样的人。此人住在离这里大概二十英里的地方。我们决心阻止这桩交易。我们要把这些地分给村民，看来这次我们不得不拿几个人开刀了。我想我们必须留些人在这里确保我们的命令得以执行。坎达帕里就在这一点上给我们暗中捣鬼。一提到穷人就哭哭啼啼，一句话都说不完整，每个人都很感动，可就是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