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黑暗（第6/8页）

“新一代”已经形成。“新一代”代替了“老一代”，这是一个让人无法接受而又不能不接受的严酷的现实。在审讯中，一直主张用酷刑，最后置鲁巴肖夫于死地的预审官格列金，还有小说最后出场的看门人的女儿，青年工人瓦西里奥夫娜，都是新一代的代表。这是“在洪水以后才开始思想的一代”，“生下来没有脐带的一代”，没有传统，没有过去，没有记忆同旧世界相联系；他们被“伟大的政治策略家”改变成为盲从、粗暴、冷酷的新时代的野蛮人，丧失了道德感，人情味，没有轻松，也没有悲哀。他们只知道保护矗立于社会之上的既成的“堡垒”，并且用这一原则阐释一切，辩解一切。新一代的产生，意味着革命的蜕变是必然的。

但无论是意志消沉的老一代，还是咄咄逼人的新一代，都一样没有爱，没有同情，即鲁巴肖夫的所谓“伦理压舱物”。没有压舱物，革命和革命者就只能被大海无情地抛弃。

“人民”在哪里?小说写道：“四十年来他们用威胁和允诺，用幻想的恐怖和幻想的酬报把人民赶进沙漠。”沙漠中的人民在小说中演变成为旁听席上的群众，其中的场面，与中国作家鲁迅的小说《药》描写处决革命者的情景十分相似。当被告鲁巴肖夫的审讯快要结束时，关于谋杀党的领袖的罪名的辩护随即引起听众的愤怒的风暴，不断地有人叫喊：“把这些疯狗杀了！”鲁巴肖夫曾经以热切的眼光，在旁听席上寻找一张同情的脸孔，结果，发现那里有的只是冷漠和嘲笑。即使他因此感到寒冷，试图最后一次用自己的话来为自己取暖，也不得不因为倾诉对象的缺席而打掉这个愿望，颓丧地低下头颅。太晚了。鲁巴肖夫发现已经太晚了。“回到原路上去已经太晚了，再次踩在自己的脚印上已经太晚了。说话不能改变任何东西。”

小说引用了拉萨尔剧本《济金根》的话：“没有道路就别给我们指出目标。”然而，目标已经指明，道路却没有找到，甚至根本不可能找到。作者借了鲁巴肖夫的“相对成熟的理论”表明：“每次历史阶段的发展，总是把群众抛在后面，使他们处在相对不成熟的状态，这就有可能和有必要出现某种形式的绝对领袖的领导，而人民往往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才能认识到自己用革命的手段所创造的新状态，在此之前，民主政体是不可能的。我们眼前出现的全部恐怖、虚伪和堕落不过是上述这个规律不可避免的看得见的表现。在群众成熟的时候，反对派的责任和作用是诉诸群众。在他们不成熟的时候，只有蛊惑人心者才诉诸‘人民的最高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派只有两条路可以抉择:发动政变夺权，而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或者在无声的绝望中听任命运的摆布一一‘默默地去死'。”

鲁巴肖夫和他的同时代人的悲剧，远远超出为中国人所惯于称道的“冤案”范围；疼痛如此广泛，如此深邃，而直达个人心灵。最大的悲剧是心灵的悲剧。当历史无法跨越，时代难以改变，所有有目的的行为都属徒劳的努力，不是走向反面就是返回原处时，意义消解为虚无。凡是声音都没有回应，凡留痕迹处都遭到覆盖，这是本来意义上的死亡。跟生命归于毁灭一样，死亡是可悲哀的，而感受死亡一一死亡不复为人们所记忆，所追究，则是死亡的死亡一一当是更沉重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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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中午的黑暗》，是一部关于革命和革命者的沉思录。

在书中，革命否定了革命者，但也通过否定革命者而否定了自身。革命者则否定了革命，肯定革命的目的而否定革命的手段；与此同时，他也否定了自己，肯定自己的现在而否定自己的过去，但最终连现在的自己也给否定掉了。忠诚与背叛，肯定与否定；革命之革命，否定之否定。关于革命，本书一大特点，是完全撇开了对敌斗争，而在自己的队伍内部寻找斗争目标。在某种意义上说，叛徒是比公开的敌人更危险，也更可恶的。问题是:谁是叛徒?谁从根本上背叛了革命?由于第一号长期处于党的正统地位，这样，叛徒的恶名便自然落到了鲁巴肖夫以及所有“反对派”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