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或归来（第12/14页）

奥威尔说：“对知识的尊严直接的、有意识的打击，就来自于知识分子自己。”这就是知识分子人格的卑贱性。在专制主义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这种卑贱性将更明显地暴露出来。

人称 1957年“反右”运动为大悲剧，对部分“右派分子”而言，实乃大误会，原因盖上下缺乏沟通，所以“隔膜”之故。李慎之自述说，被打成“右派”以后，尝书龚定庵诗，匿名寄呈最高领袖以明心迹。诗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苏联作家爱伦堡发表小说《解冻》，从此成为一个象征，被人用以指称后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敢于否定斯大林，却不敢清理斯大林身边的赃物；在悄悄推行自由体制的同时，始终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直到同僚们阴谋地把他从舞台上给弄下来为止。

九十年代末，有学者著书描述中国改革，亦名曰：“解冻时代”。

1898年，诗人高尔基写道：“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说‘不'。”等到成为政论家高尔基以后，相反便说“是”了。

五四是说“不”的时代，随后是说“是”的时代。

五四时期，有一批作家相继崛起，如郭沫若，茅盾，曹禺，巴金等，再后来简直化作金刚一般，被供于机构化了的文坛之上。他们后半生的写作，几乎都可以当作胡话和废话而存留。除了获得官职，可以说，他们失去的是全部:从人格到艺术。

所幸的，是巴金还来得及补做《随想录》。

周扬从延安时期起，即反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一一人道主义。据说进了一趟秦城监狱，大彻大悟，乃趁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改而大颂人道主义了。其颂未毕，即遭批判，且锋芒来自老伙伴胡乔木。如此曲折冲突，无以名之，或可称“戏剧性”。

一分为二。

仿佛为了给这一东方最古老而又最现代的哲学制造根据，人格分裂成了一种极其常见的现象，尤其在政治运动中。

考据家无从判断：何者为共相？何者为殊相？何者为面具？......

最后，连考据家也变得面目模糊了。

政治运动是一种不定期施行的惩罚制度。避免惩罚，在某种程度上也相当于奖励，可以鼓励各种机会主义的产生。

知识分子唯在行政惩罚及奖赏中感受政治的力量。

五四新文学的主流是“为人生”的。

鲁迅则主张不但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人生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内在关联。历来的文学只有瞒和骗，“为人生”则以自身的诚实与经过的真实，建立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其后，新式的“文以载道”论起来，于是不复为人生，乃为所谓的“政治”。现实中的主体消失了，人生以及感悟人生的内容消失了，文学只好退回到古典主义那里去，退回到阿谀取容，矫揉造作，拘谨保守那里去，退回到老化和僵死那里去。

蒲宁的目光极其锋锐，在1928年就注意到了大嗡大嚷的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说他的诗作已经粗具雏形的古典主义，并且预告说：“在未来，无论马雅可夫斯基如何不愿意，他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放肆地造反了。”

作家修改作品是经常的，但是受命修改是少见的，接受无形的命令而修改更是罕有的。

中国作家长期处于待命状态而拼命涂改自己。

有所谓“样板戏”者，它的出现是世界戏剧史上的奇迹。

样板戏是政治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不特是荒诞的正剧而已。它是强行制作的。进入“新时期”以后，传播加剧，可谓越数十年而不衰。除巴金老人神经衰弱，惊为恶梦者外，举国上下，不以为意。

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是如何丧失的?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的知识分子“无特操”。然而，当他无情地抨击变节者之余，却又说，中国论人未免过于苛酷。他是把问题归究于个人呢?抑或环境呢?还是由两者纠缠而成的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