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断片(1865—1868) 第二章(第7/10页)

亲属们。尽管直到现在,我们的朋友中还有许多人对欧洲的权威采取傲慢的态度,但对他们的话还是比对我们自己人的话更相信。因此我总是尽可能把自己的思想置于欧洲保姆的庇护下。我借重蒲鲁东的话说,等在法国门外的不是喀提利纳,而是死亡;我拉住斯图亚特·穆勒的衣裾,反复申说英国的中国化问题。现在我也很满意,我可以拉住基内的手说:“这是我尊敬的朋友基内在1867年关于拉丁欧洲讲的话,也是我就整个1847年及以后各年的它所讲的话。”

基内怀着恐惧和忧郁看到法国的没落,它的头脑的衰老,它的逐步退化。他不了解原因,只得在法国背离1789年的原则和失去政治自由中寻找根源,因此在他的字里行间,从忧郁中流露出一种内心的希望:依靠实现真正的议会制度和伟大的革命原则恢复健康。

基内没有发觉,他所说的伟大原则,以及拉丁世界的一般政治思想,已失去了自己的意义,它们的发条不起作用了,快要断了。1789年的原则38不是空话,但现在变成了空话,与圣餐仪式和祈祷文一样了。它们的功绩是巨大的:法国依靠它们,通过它们完成了自己的革命,它把未来的帷幕拉起了一角,又在惊慌失措中溜走了。

出现了进退两难的局面。

或者自由的制度重新把神圣的帷幕拉开,或者一切处在政府的监督下,外表安定,内部是奴役。

如果欧洲的民族生活、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追求,那么这一或另一方面早已会取得优势。但由于西欧历史形成的局面,它导致了永恒的斗争。它的文化具有双重性质,这个基本事实中包含了妨碍持续不断发展的内在因素。人们生活在两种文化中,两个层次中,两个世界和两个发展阶段中;生活不是以统一的整体,而是以它的一个部分在进行,同时又得利用另一部分提供燃料和食物,这样,继续侈谈自由和平等,就越来越困难了。

为建立更和谐、更平衡的社会所作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如果它们在某一地区不能成功,这主要是证明这个地区还不具备条件,不是这些原则错了。

事情的整个实质便在这里。

北美合众国凭自己统一的文化,可以轻易走到欧洲前面,它的处境比较单纯。它的文化水准低于西欧,但它是统一的,一切都达到了这个水准,这便是它的巨大力量所在。

二十年前,法国以巨人的步伐冲向另一生活,在黑暗中盲目奋战,没有计划,除了无法忍受的苦难,不知道别的一切;它被“秩序和文明”39打败了,而胜利者离开了它的轨道。资产阶级不得不为自己悲剧性的胜利付出代价:它在许多世纪的努力、牺牲、战争和革命中赢得的一切,即整个文化的优秀成果。

力量的中心,发展的道路——一切都改变了;隐蔽的活动,受压制的改造社会的工作,转移到了别的地方,法国国境以外。

德国人一旦相信,法国的海岸下沉了,它那骇人的革命思想衰老了,不再可怕了,于是戴上普鲁士钢盔,从莱茵河边的堡垒中出来了。

法国不断后退,钢盔不断前进。俾斯麦从来不把自己人放在眼里,但他向法国竖起两只耳朵,嗅着那儿的空气,终于相信那个国家已无能为力,于是明白,普鲁士的时代到了。40明白以后,他立即命令莫尔特凯41制订计划,命令军械员制造撞针,露出日耳曼人毫不留情的狰狞面目,有条不紊地摘取一只只成熟的德国梨子,丢进可笑的腓特烈·威廉42的网兜里,让他相信,他是路德派上帝特别宠爱的英雄。

我不相信,世界的命运会长期掌握在德国人和霍亨索伦王朝43手中。这不可能,这违反人类的理性,违反历史的美学。我要说的话与肯特对李尔说的正好相反:“普鲁士,我在你身上看不到必须称你为国王的东西。”44但不管怎么说,普鲁士把法国挤到了后面,自己坐到了首位。在把日耳曼祖国色彩斑驳的碎块涂上同一颜色以后,它便得给欧洲颁布法律——只要它可以用刺刀制定法律,用霰弹执行法律,它便会这么做,理由非常简单,它拥有比别国更多的刺刀和更多的霰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