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断片（1865—1868） 第一章（第7/20页）

不过我不太了解热那亚人。这些人是很难看清楚的，他们在你眼前总是一闪而过，他们总是在奔波，忙碌，跑东跑西，匆匆忙忙。通往海边的巷子里人们熙熙攘攘，但是待在那儿的不是热那亚人，这是在世界各地海洋上航行的水手、轮机长和船长。铃声从这儿那儿响起，开航了！开航了！于是一部分人群开始蠕动，有的在装货，有的在卸货。

4.再谈德国人

……倾盆大雨接连下了三天，不能出门，又不想工作……一家书店的橱窗里陈列着《海涅通信集》，两卷。这是救星。我买了书，一直读到天放晴为止。

从海涅写信给摩泽尔24、伊默尔曼25和瓦恩哈根26以来，多少岁月过去了。

奇怪的是，从1848年以后，尽管我们总是后退，总是让步，抛弃了一切，蜷缩在一边，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一切都在不知不觉地变化。我们更接近了地面，站得低了一些，也就是站得更稳了，地也犁得更深了，工作不那么动人，那么光辉，但也许正因为这样，这才是真正的工作。反动阵营的堂吉诃德们捅破了我们不少个气球，氢气像烟一般飘走了，飞艇坠落了。我们不再充当上帝的天使，弹着五弦琴，唱着预言之歌，在天空中飞翔，而是攀附在树木和屋顶上，尽量靠近大地母亲的怀抱。

“青年德意志”从自己“美好的高处”，在理论上解放祖国，在纯理性和艺术的范围内跟传统和偏见的世界决裂的时代，而今安在哉？海涅不喜欢这个光辉灿烂、寒冷彻骨的山顶，尽管歌德到了老年曾在那儿做过庄严的美梦，那不太和谐的、但聪明绝顶的梦——《浮士德》第二部。然而海涅并没有走出书籍的圈子，他所接触的依然是学者的讲堂，文人的集会，报刊的园地和它们之间的闲谈和争吵，以及那些表现为柯达或霍夫曼和卡佩的出版界的夏洛克们27，语文学界的格丁根长老们28，哈雷或波恩的司法界大主教们。不论海涅还是他的小圈子都不了解人民，人民也不了解他们。这块洼地上的苦难和欢乐都从未上升到那个山顶——要使他们了解来自现代人类沼泽的呻吟，还必须让它们穿上拉丁文的服装，通过格拉古兄弟29和罗马无产阶级的中介，才能办到。

作为高等社会的学士，他们有时也会走进生活，像浮士德一样从小酒店开始，也像他一样，始终保持着学者的否定精神，但这种否定精神的内省性质使他们不能简单地看待和观察世界，就像浮士德所经历的那样。正因为如此，他们马上从生活的源泉又退回了历史的源泉，只有在这里他们才如鱼得水，自由自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事的不仅不是行动，而且不是科学，毋宁说主要只是学艺和文化。

海涅有时也反对档案气息和分析乐趣，需要某种不同的东西，但他的书信仍然是典型的德国书信，它属于德国那个从贝蒂娜孩子30开始，而以犹太女子拉埃尔31为终点的时期。我们在他的书信中遇到热烈迸发的犹太精神时，便能呼吸到比较清新的气息，这时海涅是真正热情洋溢的人，但是他的情绪马上冷却了，犹太精神也马上淡薄了，而且由于自己这种绝非毫无私心的转变，他还对它十分恼火。

1830年的革命，以及海涅后来的迁居巴黎，对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欢呼道：“潘神死了！”32随即赶往那里，那个我曾经同样狂热地奔赴的地方——巴黎；他希望看到“伟大的人民”，“骑在灰色马上往来奔驰的头发斑白的拉斐德”33。但是文学立即占了上风，他的信从里到外充满了文学的废话和个人的好恶，它们又与对命运、健康、精力和抑郁心境的埋怨交织在一起，从这中间流露了充满牢骚不平的自尊心。在这里海涅也采取了虚假的音调。那种夸大做作的波拿巴主义辞藻变得这么讨厌，与衣冠楚楚的汉堡犹太人不是从书本上，而是在广场上听到人民的呼声时发出的惶惶不安的叫嚣同样讨厌。他不能接受不是在彬彬有礼、循规蹈矩的书斋中，或者瓦恩哈根·冯·恩泽（他称他为精美的瓷器）的沙龙中举行的工人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