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六章（第3/7页）

“没有，怎么会有！……”

“您不能背诵它们吗？”

“不能，完全忘了。”

“那么要是我在俄国什么地方找到了它们，您允许付印吗？”

“说实话，在我看来这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好像是另一个人写的，我与它们毫无关系，仿佛一个人病愈以后想起病中的呓语一样。”

“既然它们与您无关，那么应该说，我可以印行它们，只要不署姓名？”

“难道您现在还喜欢这些诗不成？”

“这是我的事，请您告诉我，您允许我发表还是不允许？”

即使这时他也没有给我直截了当的答复，我不再追问。

我告别时，佩切林问我：“您怎么不把您出版的东西带一些给我？我记得，三年前报纸上谈到过您发表的一本书，好像是用德文写的9。”

“您的服装可以向您证明，”我答道，“出于什么原因，我不应把它带来，您不妨把这看作我尊重和体谅您的表示。”

“您还不太了解我们的忍耐和我们的爱，我们可以为过去的迷误哀痛，为它的改正祈祷，希望做到这一点，但不论怎样，我们对人还是有所爱的。”

我们分手了。

他没有忘记我的书和我的回答，过了三天他用法文写了下面这封信给我：

“我不能向您隐瞒自由这个词在我心头激起的共鸣——我不幸的祖国的自由！一分钟也不要怀疑我希望俄国复兴，我的愿望是真诚的。尽管这样，我绝对不能完全同意您的纲领。但是这并不重要。天主教神父的爱对一切政见和一切党派是一视同仁的。当您最宝贵的憧憬欺骗了您，当整个尘世的力量起来反对您的时候，天主教神父的心中依然为您保留着可以信赖的庇护所：您可以在那里找到真诚的友谊，同情的眼泪，以及世界所不能给予您的和平。我随时欢迎您的光临，最亲爱的同胞。在我前往格恩济岛以前，我非常希望再见到您一次。请不要忘记把您的小册子带给我。

“仁慈的耶稣，赐福的耶稣！

弗·佩切林

1853年4月11日于克拉彭，

圣马利亚教堂。”

我带去了我的书，过了四天又收到了下面这封信。

“您的两本书10，我都非常仔细地拜读过了。有一章11令我特别震惊；我觉得，您和您的朋友们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哲学和文学上。难道您认为，它们的任务就在于革新当今的社会吗？请恕我直言，历史的证明恰恰与您背道而驰。没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社会是靠哲学和文学革新或改造的。老实说（让我开诚布公地谈谈），只有宗教才是国家的根本；哲学和文学，这——唉！只是社会之树上两枝微不足道的花朵。每当哲学和文学鼎盛之时，每当哲学家、雄辩家和诗人掌握权力，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时候，社会便走向末日，走向衰落和死亡了。希腊和罗马证明了这一点，所谓亚历山大时代也证明了这一点；哲学从来没有这么发达，文学从来没有这么繁荣，然而这却是社会深刻退化的时期。每逢哲学企图改造社会秩序的时候，它必然发展为残忍的专制主义，例如，在腓特烈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约瑟夫二世12，以及一切革命失败的时期，便是如此。您随口说出了一句话，这也许是幸运，也许是不幸，随您怎么说；您说：‘法伦斯泰尔无非是改头换面的军营，共产主义也只能是尼古拉专制统治的变态表现。’13确实，我在您和您的莫斯科朋友们身上，看到了一缕悲观的黑影。您甚至自己也承认，你们都是奥涅金，也就是说，您和您的朋友们只知道否定，只知道怀疑，只知道失望。难道社会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改造吗？

“也许我这些话只是老生常谈，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写这些话不是为了辩论，不是为了展开论争，但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提出这一点，因为有时最敏锐的头脑和最美好的心灵也会在根本上错了，自己却还不知道。我给您写这些，是为了向您证明，我曾多么仔细地读了你的书，这也再度表明了我对您的尊敬和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