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十章（第10/22页）

赖德律-洛兰对我非常客气，但拒绝了邀请。他说，与加里波第再次会面，他衷心感到高兴，按理说，他应该上我家去，但是他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代表，作为曾为罗马而蒙难的人（1849年6月13日）49，他与加里波第的首次会面只能在他自己家里，不能在别处。

他说：“如果加里波第的政治观点不允许他向法兰西共和国正式表示好感（不论是以我为代表，还是以路易·勃朗或我们中的任何人为代表都一样），我不会责怪他50。但我拒绝与他会面，不论这是在什么地方。作为个人，我希望见到他，尽管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找他。法兰西共和国不是妓女，需要暗中指定一个会面的地点。您不妨暂时把您的邀请搁在一边，坦率告诉我，您是否同意我的这种考虑。”

“我认为您是对的，我想，您不致反对我把我们的谈话转告加里波第吧？”

“恰恰相反。”

接着我们便谈别的了。二月革命和1848年又从坟墓中走了出来，通过当时的这位保民官的形象呈现在我眼前，只是这位保民官脸上的皱纹增多了，白发增加了。但他还是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态度，主要是仍抱着同样的希望。

“形势非常好。帝国已束手无策。它走进了死胡同。今天我还得到消息：舆论获得了难以置信的胜利。不过已经够了；谁能想到，这种荒唐的局面会维持到1864年。”

我没有反驳他，我们在彼此相当满意的情况下分手了。

第二天我到了伦敦，先雇了一辆由两匹强壮的马拉的马车，然后上斯塔福大厦。

我到加里波第屋里找他，他不在。那位热心的意大利人还不罢休，仍在宣传特丁顿之行是完全不可能的。

“难道您以为，”他对格尔卓尼说，“公爵的马受得了十二英里或十三英里的来回奔波吗？他们肯定不同意给马的。”

“不用他们的马，我有马车。”

“但回来的马呢，还是原来的吗？”

“这不必您操心，如果马累了，可以换马。”

格尔卓尼气呼呼地对我说：

“这种折磨什么时候才结束！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他们管，也得听他们的。”

“您这是在讲我吗？”意大利人气得脸色煞白，嚷道，“亲爱的先生，我不允许任何人对我像对仆人一样讲话！”他从桌上抓起一支铅笔，一折两段，扔在地上，“既然这样，我可以什么也不管，马上就走！”

“您能这样，太感谢了。”

热心的意大利人匆匆走到门口，但在那里遇到了加里波第，他平静地看看他们，又看看我，然后说道：

“时间到了吗？现在我可以跟您走了，只是请您在两点半或三点送我回伦敦，现在让我接待一下我的老朋友，他刚到这儿，您大概也认识他，这是莫尔蒂尼。”

“岂但认识，我与他还是好朋友呢。如果您不反对，我可以邀请他。”

“好吧，我们一起去。”

莫尔蒂尼来了，我与萨斐走到窗口。突然那位代理人改变了主意，跑到我跟前，勇敢地问我道：

“对不起，我什么也不了解，您雇了马车，预备坐车去，可请您点一下人数：将军，您，梅诺蒂，格尔卓尼，萨斐，还有莫尔蒂尼……这怎么坐得下？”

“如果必要，可以再雇一辆车，两……”

“但来不及雇车了……”

我看看他，转身对莫尔蒂尼说道：

“莫尔蒂尼，我有个要求，请您和萨斐叫一辆街车，立即上滑铁卢车站，从那儿搭火车走，免得这位先生担心我们的马车坐不下，又没时间再雇一辆。要是昨天我早知道有这么多困难，我就会请加里波第坐火车走，可现在来不及了，因为我不能保证在特丁顿车站能雇到街车或者马车。我不能要他步行前往我的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