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50年代伦敦的流亡自由民1（第8/14页）

“您想必懂得法语吧？”

“懂得，”我答道，“不仅懂得法语，还知道您要找一个地方，它离这儿很远，时间又晚了，您还没吃饭，又没钱坐公共马车，您只要一个先令……但这一次我只能给您六个便士，因为不是您向我，而是我向您讲这一切的。”

“有什么办法，”他答道，向我笑笑，但并无恶意，“您也许不会再相信我，但我现在要上美国了，请您再加几个钱给我作路费吧。”

我无法拒绝，只得又给了他六便士。

这类先生中也有俄国人，例如，从前在高加索当过军官的斯特列穆霍夫，早在1847年他就在巴黎行乞为生，一边非常熟练地讲些决斗、逃亡的故事，一边顺手牵羊，凡世上的一切，如旧衣服和拖鞋，夏天的卫生衣，冬天的帆布裤，童装，妇女的杂物，他能捞就捞，以致弄得那些仆人非常恼火。俄国人募集了一些钱，打发他去阿尔及尔参加外国兵团。他在军队中混了五年，拿到了证件，又挨家挨户讲他那些决斗和逃亡的故事，只是增加了阿拉伯人的各种奇遇。斯特列穆霍夫现在老了，他令人同情，但又非常讨厌。伦敦使馆的俄国教士为他募捐，想打发他去澳大利亚。他们给了他去墨尔本的介绍信，还把他托付给船长本人，主要是付清了路费。斯特列穆霍夫来与我们告别，我们给他置办了充足的行装，我给了他一件厚厚的大衣，豪格给了他衬衫等等。斯特列穆霍夫告别时哭哭啼啼地说道：

“先生们，不论你们怎么说，到这么远的地方去不是一件好受的事。一下子与一切生活习惯分手，但必须这么做……”

他吻了我们，热情地表示了感谢。

我想，斯特列穆霍夫一定早已在维多利亚河边什么地方住下，谁知一天突然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一个俄国军官斯特列穆霍夫，由于在酒店酗酒，打架，以及互相指责偷窃等等罪行，被判处三个月监禁。这以后过了四个月，我走过牛津街，正好下大雨，我没带伞，躲进了一个门洞里。我刚站住，一个瘦长条子打着一把破伞，也匆匆钻进了另一个门洞。我认出了斯特列穆霍夫。

“怎么，您从澳大利亚回来了？”我问他，直视着他的眼睛。

“啊，这是您，我简直认不出您了，”他回答，声音虚弱，像快断气似的，“不，先生，不是从澳大利亚回来，是刚出医院，我在那儿躺了三个月，病得差点死掉……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死。”

“在哪个医院？是圣乔治医院吗？”

“不，不在这儿，是在南安普敦。”

“您既然病了，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哦，您怎么没走？”

“我误了第一班火车，搭第二班到达码头时，轮船已开走了。我在岸上站了一会儿，恨不得跳进海里淹死。我去找神父介绍我认识的一个牧师。他说：‘船长走了，他不能等你一个钟头。’”

“那么钱呢？”

“他把钱留在牧师那里。”

“您当然把它们拿走了？”

“是的，不过毫无意思，我生病时把钱放在枕头下，都被人偷走了，这些混蛋！如果您能帮个忙……”

“不过在您离开的时候，有一个人也叫斯特列穆霍夫，由于跟一个信差打架被关进了监狱，也是三个月。您没听说吗？”

“我病得都快死了，怎么会听到。哦，雨好像停了。祝您平安。”

“当心，别在雨中着了凉，否则，又得进医院啦。”

克里米亚战争以后，俄国海军和陆军的一些俘虏，自己也不知怎么搞的，仍留在伦敦。这些人大多喝醉了酒，等到醒来，为时已晚。其中有几个向大使馆要求保护，递了申请书，但是布伦诺夫男爵26根本不当一回事！

他们的前途十分悲惨。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有时低声下气，有时横行霸道，在街上讨钱（在夜里十时以后的一些小胡同中看到他们，不禁会毛骨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