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第20/25页）

这个问题得用事实来回答——靠理论是解决不了的。

如果人民被征服，新的中国和新的波斯便不可避免。

但是如果人民胜利了，那么社会主义变革也是不可避免的！

不论贵族怎么耸肩膀，资产阶级怎么咬牙切齿，难道这不也是可以形成那个坚定不移的信念的思想吗？

人民意识到了这一点；从前认为现存的一切都是合法的，或者至少都是正义的那种幼稚的信念，已经没有了；有的只是在力量面前的畏惧，并且不能把个人的痛苦提高到普遍的规律上来认识；但是盲目的信仰已不再存在。在法国，正当中产阶级陶醉在胜利和权力中，以共和国的名义给自己封官晋爵，与马拉斯特115一起坐在凡尔赛宫中路易十五的安乐椅上发号施令的时候，人民威严地宣布了自己的抗议116；人民看到自己仍被关在门外，仍然无衣无食，于是在失望中起义了；这起义是草率的，没有任何决定，没有计划，没有领导人，没有武器，但是并不缺乏英勇果敢的战士，正因为这样，它迫使对方召来了卡芬雅克那样凶残而嗜血的秃鹫。

人民被击溃了。波斯的可能性上升了，从那时起一直在上升。

英国工人会怎样提出自己的社会问题，我不知道，但是他们像水牛一样顽强。他们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力量不在他们这边。数量丝毫不能证明什么。三四个正规的哥萨克兵和两三个警备队员便可以把五百个囚犯从莫斯科一直押送到西伯利亚。

如果英国的人民也遭到迎头痛击，像德国在农民战争中一样，像法国在6月的日子里一样，那么英国离斯图亚特·穆勒所预言的中国就不远了。向它的转变会不知不觉，正如我们所说的，既没有丧失任何权利，也没削弱任何自由，因为削弱的只是运用这些权利和这种自由的能力！

胆怯的人们和敏感的人们说，这是不可能的。这再好没有了，我也但愿能同意他们的话，但我看不到理由何在。没有出路的悲剧正在于那个可以拯救民族，使欧洲获得新生的思想，对统治阶级是不利的，对它有利的（如果它彻底而勇敢的话）只是一个实行美国式奴隶制度的国家！117

1 《旧约全书·诗篇》第一百三十七篇，这是“被掳于巴比伦者之哀歌”。

2 菲洛潘蒂（1812—1894），意大利革命家，1849年任罗马共和国三人执政府的秘书，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3 似应为路易十六，1789年被推翻的国王。

4 在希腊北部，被希腊正教会称为“圣山”，从9世纪起成为正教会隐修士的居住地，有隐修院二十余所。但在15世纪，土耳其侵占了这地区，对基督教实行迫害，使圣山区的隐修院濒临绝境。

5 圣约翰·克里索斯托（约347—407），古代基督教希腊教父，曾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以善于传教著称，因而被称为“金口约翰”。

6 德文：是。

7 “查林克鲁斯”和“莱斯特斯夸尔”（莱斯特广场）是伦敦的两个重要地名，法国人按照法文的发音方式把它们说成了“沙兰克鲁”等。

8 泽西岛属英国，但靠近法国，成为法国流亡者的聚居地。1855年，法国流亡者在该岛出版的《人》周报发表了费利克斯·皮亚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公开信，抗议她在这年8月对法国拿破仑三世的访问。泽西岛总督企图迫使《人》停刊，把三个编辑驱逐出境。以雨果为首的三十五个法国流亡者随即提出了抗议，泽西岛总督又命令这三十五人离境。于是所有居住在该岛的法国流亡者在再次提出抗议后，全部转移到了邻近的格恩济岛。《每日新闻》等都是英国报刊，它们反映了英国人对这件事的不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