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第15/25页）

这封信已经写得太长了。我只是想向您准确说明我们的争论之点。我深深感到我们现在有必要当面交谈，一个小时比一千封信效力更大。我不会放弃这希望，直到它实现的一天才是我的愿望终止的一天。我想，我与革命者、劳动者、学者和英勇无畏的人，始终能找到共同的语言。

谈到九三年革命传统中的聋子（或者哑巴），那么我非常担心，您永远无法把他们变成国际革命家和自由的人。要使他们成为私有权、劳动权、交换和契约的保护人，可能性更小。须知他们梦寐以求的还是军队或警察中的委员职务，或者身围漂亮的红腰带的人民代表的肥缺。正如拉伯雷所说的，漂亮的花束，漂亮的绶带，华丽的上衣和精致的裤子等等。我们的大部分革命者心里想的便是这些。

大人并不比孩子聪明一些，但比他们虚伪得多。他们把领子扣得紧紧的，戴着勋章，便认为自己是大人物。孩子们玩士兵游戏，比人们歌颂的伟大君主和庄严的政论家更加认真。

当然，我得请您原谅，我并不认识您，便冒昧写信给您。

我特别要请您原谅的是我对您的大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它的唯一优点只是它的真诚。根据我自己的印象，我认为，这是对带给我巨大欢乐的礼物所表示的最真诚的感激。不过我觉得，我们的流放者地位，我们的共同志趣，使我们两人都不必拘泥于虚伪的礼节和庸俗的客套。

最后，我可以把我的意见概括为两句话：明天的暴政和破坏是沙皇的任务，后天的思想和秩序是国际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斯拉夫人，同样也包括日耳曼人和拉丁族人）的任务。

亲爱的先生，请相信我对您的深刻敬意和同情。

欧内斯特·科尔德罗依

5月27日于桑坦德85

又， 《人》已发表了您给林顿先生86的信，我希望您能把它们编成单行本出版。还有，您是否能告诉我，普希金，莱蒙托夫，尤其是科利佐夫的作品，有没有法文译本？您谈到他们的话，引起了我对他们的浓厚兴趣。

向您转交此信的人是我的朋友L·夏尔，他与我们一样也是流亡者， 《我的流亡生活》87便是献给他的。

增补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他的《论自由》

由于我对欧洲抱着悲观态度，毫不畏惧、毫不怜悯地直接说出了这一点，因而惹了不少麻烦。我的《马利尼街来信》88在《现代人》上发表以后，一部分朋友和仇人流露了不耐烦和愤怒的情绪，表示反对……可是历史好像故意要与他们作对，西欧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使形势变得更黑暗，更沉闷了，不论帕拉多尔89的深奥文章，蒙塔朗贝尔90的天主教自由派小册子，还是用普鲁士亲王代替普鲁士国王91，都没法转移寻找真理的眼睛。我国有些人却不想知道这一切，他们自然要对不客气的揭露者大动肝火了。

我们需要欧洲作为理想，作为谴责，作为美好的范例，如果它不是这样，就得把它想象成这样。难道18世纪那些天真的自由思想家（其中包括伏尔泰和罗伯斯庇尔）没有说过，尽管灵魂不灭并无其事，但为了使人们有所畏惧，正直行事，仍必须宣传这一点？我们在历史上也看到，大臣们有时不得不隐瞒国王病重或突然死亡的事实，以尸体或疯子的名义进行统治，不久前普鲁士便是这么做的。

靠谎言做救星，这也许是无可非议的，但不是所有的谎言都能发挥这样的作用。

然而指责并不能使我灰心，值得欣慰的是，我所谈的那些思想在这里虽然也没有得到较好的待遇，但它们仍是客观真理，即那是与个人的意见，甚至教育和改变风气等等的良好意愿完全无关的。凡是本身真实的一切，或迟或早总会显现或暴露，正如歌德所说，“总会大白于天下”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