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21/29页）

后来他写信给我，要求结束不幸的争执，在共同的事业中联合起来。当然，我向他伸出了双手。他不是回信，而是几天后亲自到了伦敦，住在我家中。他又是哭又是笑，希望忘记过去的一切……向我讲了不少友好的话，重又拿起我的手，把它按在嘴唇上。我拥抱了他，深深感动，也完全相信争执不致再度发生。

但是过了几天，不祥的乌云便出现了。宿命论和波拿巴主义的阴影，在他从日内瓦发出的信中已初露端倪，现在更明显了。由于憎恨尼古拉，憎恨1848年法国革命的合唱队员，他带着他的全部装备和武器，投向了敌对的阵营。我们发生了争吵，他固执己见。我知道他容易走极端，也同样容易反复，我在等待退潮，但没有等到。

不幸的是恩格尔松当时正忙于一个惊人的计划，把整个心都扑到了那上面。

他想制造一种空中炮台，也就是一只空气球，中间装满爆炸物，同时放入许多印刷品。这是在克里米亚战争开始之时。恩格尔松提议用轮船把这些气球载到波罗的海岸边放射。我根本不赞成这计划；靠放射物进行宣传，烧毁芬兰的村庄，这除了帮助拿破仑和英国，对我们俄国人有什么意义？何况恩格尔松没有发明任何发送气球的新方法。我没多干预这事，以为他会自行放弃这种想入非非的计划。

然而情形不是这样。他带了自己的计划去找马志尼和沃尔采尔。马志尼说，他对这种事不感兴趣，但可以通过朋友把他的计划送交英国陆军大臣。大臣的答复模棱两可，计划没有遭到拒绝，但搁浅了。他要我从流亡者中找两三个军人，向他们提出气球问题。大家都表示反对，于是我一再告诉他，我也反对，我说，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力量在于宣传，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如果我们与拿破仑站在一边，我们就在道义上错了，对俄国人说来，我们成了与俄国的敌人一个鼻孔出气。恩格尔松听了大发脾气。他来到伦敦时相信一定可以旗开得胜，现在甚至遭到了我的反对，不觉又恢复了对我的仇视态度。

不久他回去接他的妻子，在五月带她到了伦敦。他们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她怀孕了，他兴高采烈地等待着未来的孩子。争吵、口角和互相埋怨都过去了。她热衷于神秘主义，疯疯癫癫地沉醉在占卜、扶乩和招魂等等迷信活动中。神灵向她预言了许多事，其中包括我的即将去世。他在读叔本华的书，笑着对我说，他要用全力鼓励她的神秘主义倾向，因为这种信念和情绪昂扬状态可以使她的心灵得到平静和安宁。

她对我很客气，也许因为我已不久于人世；有时她带着活计来找我，让我给她念《往事与随想》中的一些章节或新写的文章。过了一个月，我与恩格尔松又为波拿巴主义和气球发生争执时，她充当了调解者的角色，特地找我，请我宽恕病人，要我相信，每到春季，恩格尔松的忧郁症便会发作，以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她心平气和，表现了胜利者的宽厚，如愿以偿之后的仁慈。恩格尔松以为他靠迷信活动制服了她，却没有看到她的迷信活动也是为了对付他，使他事事听从她的指挥。

一天晚上，恩格尔松又为了气球的事与一位法国人65发生了争执，对他说了各种讽刺的话，那人以牙还牙，也用讽刺回敬，这样恩格尔松当然更加生气。他抓起帽子走了。第二天早上我去找他，想为这事向他解释一下。

我发现他扑在写字台上写什么，脸色恶狠狠的，昨天的怒气还没消失，眼睛露出疯狂的神色。他对我说，法国人（这是个流亡者，我早已认识，现在也还有来往）是间谍，他要揭露他，杀死他，随即把刚才写好的信给我看，那是寄给巴黎的一个医生的，信上涉及住在巴黎的一些人，还对伦敦的侨民造谣中伤。我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