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16/29页）

我觉得，一个男人可以这么谈论自己亲密的女人，那么他们之间的基本纽带已经断了。因此我向他承认，我早已怀着深深的同情在注视他们的生活，常常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还住在一起？

“您的妻子惦记着彼得堡，惦记着弟兄们，惦记着老保姆，既然这样，您何不安排一下，让她回国，您独自留在这里？”

“这一点我也考虑过千百回了，我也但愿如此，但是首先，她不肯跟任何人一起走，其次，到了彼得堡，她会寂寞死的。”

“可是在这里她也会寂寞死的。至于必须跟别人一起走，这只是反映了我们这些老爷的旧观念，您可以把您的妻子一直送到什切青上船，上了船，轮船自会送她回家。如果您没有钱，我可以借给您。”

“您讲得对，我非这么办不可。我感到痛心，我可怜她，我已经把我所有的爱全部给了她，我要求她的不仅是做一个妻子，也是做一个人，我希望按照我的想象提高她，教育她，我以为她可以成为我的孩子——但我的任务超出了我的力量；而且谁能料到，我会遇到这么强烈的反抗，这么固执的对立？”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道：“我把我的全部想法告诉您：她需要另一个丈夫……只要有合适的人，她又爱他，我可以亲手把她移交给他，这样我们两人都可得到健康的发展——这比彼得堡更重要。”

我按照字面的意义相信了这一切。他是真诚的，这一点我并不怀疑，但困难也就在这里，这些人反复无常，自己也不能控制自己，他们像优秀的演员，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且仿佛真的变成了剧中人，以致硬纸板的剑在他们眼里像是真的，他们为《赫卡柏》56流的眼泪是真诚的。

我们当时一起住在圣海伦娜区。我与恩格尔松谈话后过了两天的一个晚上，时间很迟了，恩格尔松太太突然擎着蜡烛走进了会客室，眼睛哭得红红的，她把蜡烛放在桌上，说她想跟我谈谈。我们坐下了……她先是抱怨命运如何使她苦恼，恩格尔松和她本人的性格多么不幸，在这简短而暧昧的开场白之后，她便宣称她决定回彼得堡，但不知怎么办。“只有您的话他还能听，请您劝劝他，真的放我走吧。我知道，他在心烦的时候，嘴上说准备马上让我坐上驿车，实际上这只是说说罢了。请您说服他，救救我们两人，答应他开头您会照料他，关心他……他可能难过，他有病，神经衰弱。”她又哭了，用手帕捂住了脸。

我不相信她的忧郁真那么严重，但我完全明白，我推心置腹跟恩格尔松谈话是犯了一个大错误，现在很清楚，他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了她。

我别无选择，只得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但在表达方式上温和一些。她站起来，向我道谢，又说，如果她不走，她一定会跳海自尽；还说，她晚上已把许多信件销毁，留下的那些她打算封好后交给我保管。于是我恍然大悟，她根本不是非走不可，只是出于某种任性的怪癖，要让自己感到不如意，在伤心中打发日子。此外我还看到，如果说她还在犹豫，什么也没有决定，那么他是毫不犹豫，根本不希望她走的。她对他有很大的控制力量，她明白这一点，因此有恃无恐，随他怎么发脾气，讲得唾沫四溅，气势汹汹，她知道，不论他想怎么反抗，事情还是不会按照他的意愿，只会按照她的意愿发展。

她始终没有宽恕我向她丈夫提出的劝告，我的影响使她感到忧虑，尽管她有明显的证据，证明我无能为力。

大约十来天没人再谈到走的事。接着又开始了周期性的争吵。一星期总得发生一两次，她带着哭得红肿的眼睛来找我，宣称一切已无可挽回，明天她就动身回彼得堡，否则便葬身海底。恩格尔松从自己屋里出来，往往脸色发青，肌肉在抽搐，手在哆嗦；有时他出去了十来个钟头，然后带着满身灰土回到家中，显得精疲力竭，喝了不少酒；有时拿着护照去签证，或者去领取前往热那亚的通行证；然后一切又无声无息，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