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15/29页）

这些神经质的人牢骚满腹；哪怕轻轻碰一下他们，他们也会像含羞草一样产生反应，马上发出不可理喻的尖刻语言。一般说来，当题问涉及报复时，说话是没有节制的——不够文雅的骇人谈吐表现了对别人的深刻鄙薄，也表现了对自己出言不逊的宽容态度。这种不受约束的作风来自地主家庭、衙门和兵营，但它怎么会越过我们这一代，在新的一代中得到保存和发展的呢？这是一个心理课题。

在从前的小组里，大学生们常常大声争吵，辩论得面红耳赤，声嘶力竭，然而即使在最激烈的咒骂中，有些东西还是不受侵犯的……但对于我们这些神经质的朋友（恩格尔松的一代）这个禁区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不必约束自己；为了一时的意气用事和报复需要，为了在争吵中占据上风，可以不顾一切；我常常怀着惶恐和惊异看到，从恩格尔松起，这些人毫不吝惜地把最珍贵的珠宝扔进苛性溶液中，事后又伤心啼哭。随着神经质情绪的逆转，他们便开始后悔，向被咒骂的偶像祈求宽恕。他们满不在乎，往平常喝酒的杯子里倒污水。

他们的悔恨是真诚的，但不能防止反复。减少轮子震动、起调节作用的弹簧在他们身上断了，轮子以十倍的速度旋转，可是什么效果也没有，只是损坏机器；和谐的行动破坏了，文雅的举止消灭了——与他们无法一起生活，他们自己也无法生活。

幸福不是为他们存在的，他们也不善于保护它。在生活中，他们的讽刺造成的破坏和危害，不输于德国人那种甜得腻人的感伤情调。奇怪的是这些人却如饥似渴地要求别人爱他们，想得到生活的乐趣；他们刚把酒杯举到嘴边，一个恶毒的精灵便把他们的手一推，酒泼到了地上，酒杯也随着这股怒气掉进了污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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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尔松夫妇不久去了罗马和那不勒斯，他们打算在那里待六个月，可是过了六周便回来了。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百无聊赖地在意大利转悠，在罗马他们觉得痛苦，在那不勒斯他们觉得烦恼，终于决定还是回尼斯的好。他从热那亚写信给我道：“我得来找您医病。”

在外出期间，他们的阴暗心情增长了。除了神经活动失常，还出现了口角，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性质也在恶化。恩格尔松的错误在于言语不知检点，态度过于生硬，但引起争执的往往是她，而且是怀着隐藏的不满故意挑起的，在他心平气和的时刻，这总能取得意外的成功，然而现在他每时每刻都处在戒备状态。

恩格尔松从来不懂得沉默，与我谈天可以使他轻松一些，因为他总是把一切和盘托出，甚至超过了必要的程度，反弄得我不大自在。我觉得我对他们不能像他们对我那么坦率。谈话对他说来是轻松的，发泄牢骚能够使他暂时得到安慰——我却不是这样。

一天在小酒店里喝酒时，恩格尔松对我说道，每天争争吵吵弄得他筋疲力尽，他找不到出路，自杀的念头重又出现，他觉得这是最后的解脱……在这种神经不正常的状态下，可想而知，他只要身边有一支手枪，或者一瓶毒药，总有一天会采取两种手段中的一种……

我可怜他。他们两人都值得同情。她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只要她嫁的是一个性情开朗的丈夫，他可以慢慢开导她，让她快快活活过日子，必要的时候，不仅用信仰，也用自己的威信（不是讽刺，是正常的威信）影响她。那些没有成熟的个性还不能独立行动，正如软骨病患者必须穿上矫形胸衣，脊梁骨才不致弯折。

我这么考虑的时候，恩格尔松继续谈着，自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说：“这个女人并不爱我，也不可能爱；她理解和寻找的我，正是我最不堪的方面，而我优良的方面对她说来，正如中国字一样不可理解；她受到了资产阶级观念、资产阶级的体面外表和小家庭思想的腐蚀，我们只是互相折磨，这我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