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37/50页）

卡尔·埃德蒙给他回了信，他说，对这样的信应该用棍子回答，只要他遇到他，就得这么办。

黑尔韦格不再作声了。

八

春天一到，病人好了一些。她大部分时间已经坐在安乐椅上，可以自己梳头了——自从生病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最后，她还可以听我念书，不觉得吃力了。我们打算，等她再好一些，便到塞维利亚或加的斯旅行一次。她但愿自己快些痊愈，她要活，要到西班牙去。

自从信被退回，一切都沉寂了，仿佛那对夫妻的良心也已发觉，他们已走到人们很少到达的极端，超过了界限，因此不敢再往前走了。

纳塔利娅还没有，也不急于下楼，她打算等3月25日我生日那天第一次下楼。她做了一件白美利奴羊毛衫准备这一天穿，我又在巴黎给她定购了一件银鼠皮斗篷。两三天前，纳塔利娅亲自写或由我代写了她要邀请的客人名单，除了恩格尔松夫妇，这便是奥尔西尼、福格特、莫尔蒂尼和帕切利夫妇93。

我生日前两天，奥莉加开始伤风和咳嗽了。城内发现了流行性感冒。夜间纳塔利娅两次起床，穿过卧室到育儿室去。这是温暖的夜，但起了风暴。早晨醒来，她自己也患了重感冒，咳嗽很厉害，到了傍晚便发烧了。

第二天她本想起身，但办不到：夜里发烧以后，她变得非常虚弱，病情恶化了。一切刚才露头的、微弱而可靠的希望都破灭了。不自然的咳嗽声向我们发出了不祥的预告。

纳塔利娅怎么也不肯通知客人取消宴会。到了两点钟，我们只得心事重重、愁眉不展地在餐桌边坐下，她没有参加。

帕切利夫人带来了她丈夫为我作的咏叹调独唱曲。这是一个忧郁、沉默、心地非常善良的女人。仿佛有一种悲伤压在她的心头，也许那是对贫穷的诅咒，或者她觉得生活许诺给她的应该不仅仅是没完没了地教些音乐课，得到一个平凡、软弱、承认自己不如她的丈夫的爱。

在我们家中，她觉得比在其他朋友家中更自在，更温暖。她以南欧人的热情爱着纳塔利娅。

便宴结束后，她在病人身边坐了一会儿，出来时脸色白得像纸一样。客人们请她唱她带来的咏叹调。她在钢琴前坐下，弹了几个和音，刚开始唱，突然惊恐地瞧了我一眼，流下了眼泪。她把头扑在琴上，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生日便这么结束了。客人们告别时几乎没有说一句话。我回到楼上，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那可怕的咳嗽仍在继续。

这是葬礼的前奏曲。

而且是两次葬礼！

我的生日过后两个月，帕切利夫人也安葬了。她骑驴前往芒通或洛卡布隆。驴子在意大利习惯于夜间爬山，不会失足；这次在大白天，驴子却摔倒了，不幸的女人掉下驴背，撞到一些尖利的岩石上，当场便在骇人的痛苦中死了……

我是在卢加诺得到这消息的。那么她也消失了……跟着来吧——下一个倒霉的是谁呢？

……后来一切都笼罩在烟雾中——阴森、迷茫的黑夜降临了，记忆变得模糊不清，什么也不记得，也无从叙述；这是悲痛、焦躁、失眠的时期，感觉迟钝了，不再意识到恐怖、精神的崩溃和体力的可怕挣扎。

家里一切都变了样子，显得特别混乱，没有秩序，仆人东奔西走，忙乱不堪，而且随着死亡的即将到来，也出现了新的谣言，新的丑事。命运不再给我的苦丸涂上糖衣，人们也不再怜惜我——据说，好在我的肩膀硬实，让我挑起这副担子吧！

在纳塔利娅去世前三天，奥尔西尼捎来了埃玛给她的一张条子。埃玛要求她“宽恕一切对不起她的事，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