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20/50页）

……事情正如我所预料的，纳塔利娅主动提出要和我谈谈。在水彩画事件，以及我母亲家的新年宴会以后，这再也不能拖延了。

谈话并不顺利。我们两人都不再像一年前那么站得高了。她有些为难，怕我出走，也怕他离开，想独自回俄国住一年，又迟疑不决。我看到了动摇，看到他的自私将会毁灭她——她没有力量反抗。我开始对他的沉默感到愤怒。

我复述了我的话：“我再一次把我的命运交在你的手中，再一次请你权衡一切，考虑一切。我还准备接受你的任何决定，准备等待一天，一个星期，只希望你的决定是最后的决定。”我说：“我觉得我的力量已到了最后限度；我还可以忍受一切，但我也感到，我已不能长期这么下去。”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她淌着眼泪说，“这叫我受不了。”这样的话她不是轻易说的。“应该走的是他。”

“纳塔利娅，不要急，不要急于作出最后的决定，因为这必须是最后的决定……多考虑考虑吧，随你考虑多久都可以，但必须给我一个确切的回答。我无法忍受这样反复不定……我给弄糊涂了，变得束手无策，快发疯了……你要怎么办都可以向我提出，但是得干脆一些……”

这时我母亲带着科利亚来了，邀我们去芒通65玩。我们出去坐车，发现少一个座位。我向黑尔韦格指指座位。他平时从不客气，这时却不肯坐下。我看了看他，便关上了车门，吩咐车夫：“走！”

只剩了我们两人站在住宅前面的海岸上。我心上压着一块石板，他也没开口，脸色白得像纸，避免接触我的目光。为什么我不对他直说，也不从岩石上把他推进海里？我心神不定，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向我谈诗人的痛苦，说生活这么不合理，以致诗人到处给人带来不幸；自己痛苦，也使一切接近他的人痛苦……我问他读过乔治·桑的《荷拉斯》吗？66他说他不记得了，我劝他读一下。

他便上维斯康第的书店去买书了。我与他从此没再见面！

到六点多钟，大家准备用餐时，他没来。他的妻子走进屋子，眼睛哭得红红的。她说她的丈夫病了；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作声。我觉得我恨不得把手中的小刀扎进她的胸口。

他关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这是装模作样，自绝于人，我对他没有责任。最后，外人走了，孩子们也睡了，我们又剩了两人。纳塔利娅坐在窗口抽泣，我在屋里踱来踱去；我觉得头脑发涨，喘不出气。

“他要走了！”她终于说。

“照我看这完全没有必要——该走的是我……”

“我的天……”

“我走……”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你不怕后悔吗？听我说，救救我们大家。只有你能做到这一点。他完了，精神彻底垮了——你自己明白，你对他意味着什么；他那失去理性的爱，失去理性的友谊，还有他意识到的他对你造成的痛苦……以至更坏的……因此他希望走，从我们面前消失……但完全没有必要使事情变得更复杂，否则他离自杀就不远了。”

“你相信吗？”

“我相信。”

“他自己这么说的？”

“是的，还有埃玛。他把枪都擦过了。”

我哈哈大笑，问道：

“是在巴登用的那支枪？他应该擦一下了，它大概已掉在污泥中弄脏了。不过你告诉埃玛，我可以担保他决不会死，我愿意接受他的人寿保险，多少数目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