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章（第9/17页）

“哎哟！已经两点了，再见，九点钟我还得去看一个病人。”

我怀着真诚的友谊送他回家。

过了两年，事实证明他那盖满白发的头脑还多么清醒有力，他的理论还多么接近真理，那就是说多么接近实际。库德利赫医生38是维也纳的流亡者，向福格特的一个女儿求婚，父亲同意了，但是新教宗教事务所忽然要未婚夫提交出生证件。他是流亡者，当然不可能从奥地利弄到证件，因此他提交了对他进行缺席审判的判决书。本来这事只要有福格特一人证明和同意就可以了，但伯尔尼的虔诚派教徒出于对福格特和一切流亡者的仇视，坚持要出生证。于是福格特邀集了所有的朋友和教授，以及伯尔尼的各界知名人士，向他们宣布了这件事，然后把女儿和库德利赫叫来，拿起他们的手，给他们主持了婚礼，向在场的人说道：

“朋友们，我请你们作证，我作为父亲祝福这婚姻，并根据我女儿本人的意愿，把她嫁给这个人。”

这个行动吓坏了瑞士的虔诚派教会，它又恨又怕，因为开创这先例的不是头脑发热的年轻人，不是无家可归的流亡者，而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人尊敬的老人。

现在我得丢下父亲，谈他的大儿子了。

我与他是1847年在巴枯宁家认识的，但直到我们住在尼斯的两年才特别接近。他不仅思想豁达，而且在我见过的人中，性格也是最开朗的。如果我知道他不致活得太久，我还会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可惜命运是不可预测的，它让他一直活到了现在，然而它给予他的却只是偏头痛。他的天性是实际的，活跃的，对一切都开诚布公；他具有获得幸福生活的许多条件，永远不致烦恼的全部条件，几乎没有什么会引起他内心的痛苦，他也不会让不满的思想折磨自己，在理论上既没有怀疑和困惑，在现实生活中也没有忧虑和不能实现的理想。他是自然美的热烈崇拜者，孜孜不倦的科学工作者，一切在他看来都轻而易举，毫不费力；他根本不是迂腐的学究，他像艺术家一样对待自己的工作，它便是他的乐趣；从性格上说他是激进的，从气质上说他是现实的，但是从他对待事物的明朗而仁慈的讽刺态度看，他是具有人道精神的人。他的生活环境再也确切不过地可以应用但丁的那句话：“这儿的人是幸福的。”39

他过着朝气蓬勃、无忧无虑的日子，什么地方都不退缩，什么地方都站在第一线；他不怕痛苦的真理，像观察水螅和海蜇一样观察着人们，除了人们所能给予的，他从不向这些人，也不向那些人提出任何要求。他的观察并不肤浅，但他觉得没有必要超过一定的深度，因为在那个深度以下，一切便不再明确，可以说事实上已脱离了实际。人们以痛苦为乐的那种神经质的漩涡对他没有吸引力。他对生活抱着单纯而明朗的态度，这从他健康的观点中排除了那种既悲伤又兴奋的诗意，那种病态的幽默感，尽管这是我们所喜爱的，正如我们喜爱一切惊险和刺激的东西一样。我已说过，他的讽刺是善意的，他的嘲笑是愉快的；他第一个会对自己的戏弄发出由衷的微笑，然而这些笑谈却弄得那些教授学究和圣保罗大教堂40议会中的同人们大为扫兴，损害了他们舞文弄墨和喝啤酒的乐趣。

这种对生活的实际态度是我们共同的，一致的，正是它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尽管我们的生活和发展千差万别，在许多问题上我们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没有，也不可能有福格特那种和谐与统一。他受的教育如此正规，正如我的毫无系统一样；无论从家庭的渊源看还是从理论的成长看，他都是一脉相传，继承了家庭的传统。父亲始终作为榜样和鼓舞者站在他的旁边；遵照他的样子，他研究了自然科学。在我们那儿，两代人之间通常是有隔阂的，没有共同的精神上的联系。从早年起，我就与周围一切人的观点相对立，在育儿室中已成了反对派，因为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祖先不是福伦们，而是地主和参政官。走出育儿室以后，我又以同样的愤慨投入了另一场斗争，后来刚结束大学生活，又走进了监狱，接着便是流放。科学研究到此中断了，放在我面前的是另一种研究工作——研究这个一方面灾难深重、另一方面卑鄙无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