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章（第8/17页）

我不能在那儿等候，法齐和沙勒当时在伯尔尼，晚上要来找我。我答应如果我还能耽搁半天，我会再去看他们；临走前，我邀请福格特的小兄弟，一个法学家，上我那儿吃晚饭。我没有请老人，因为时间已这么晚，他又忙了一天，不便再麻烦他。但是将近十二点时，茶房领着一个人小心翼翼推开了门，通报道：“福格特教授先生”，我马上从桌后站了起来，迎上前去。

老人进屋了，他身材相当高，容貌聪慧，富于表情，显得精神矍铄，生气勃勃。

“您的来访对我真是加倍可贵，”我对他说，“在您劳累一天之后，我没敢请您这么晚出门。”

“可我不愿在伯尔尼错过见到您的机会。我听说，您已到我家去过两次，又邀请了古斯塔夫，我只得做不速之客了。我见到您非常非常高兴，不仅卡尔在信上谈到了您，而且不是说恭维话，我很想认识《来自彼岸》的作者。”

“我衷心感谢您，这儿是椅子，请坐吧，我们正在吃晚饭，您要点什么？”

“我不想吃什么，但很愿意喝一杯酒。”

他的外表、谈吐和举止，显得那么从容不迫，它们流露的不是那种拘泥古板、多愁善感的衰弱老人的慈祥，而是坚强自信的人所表现的温厚心理。他的出现丝毫没有使我们感到拘束，相反，还使气氛更活跃了。

我们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但不论谈什么，他似乎都很熟悉，而且对答如流，妙趣横生，有自己的见解。有人提到了联邦音乐会，它是这天上午在伯尔尼大教堂举行的，除了福格特，大家都参加了。音乐会规模巨大，瑞士各地的音乐家和男女歌唱家全都汇集到了这儿。音乐当然是圣乐，演奏的海顿的名作《创世记》技巧纯熟，表现深刻。听众全神贯注，但很冷淡，走出大教堂时，像做了礼拜出来。我不知道他们的虔诚精神怎样，但情绪是不高的。我自己也是这种感觉。由于一时不慎，我向一起走出大教堂的几个熟人谈到了这一点；不幸这些人都是虔诚的学者，热情的音乐家，他们听后便攻击我，宣称我是门外汉，不适宜听深刻、严肃的音乐。“您只喜欢肖邦的圆舞曲。”他们说。我想，这还问题不大，但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法官，因此没有申辩。

必须有极大的勇气才能承认自己的印象与普遍接受的观点或偏见相反。长期以来，我不敢在旁人面前公开说， 《被解放的耶路撒冷》33索然无味， 《新爱洛伊丝》34使我无法读完， 《赫尔曼与窦绿苔》35虽然是一部杰作，但枯燥得叫人讨厌。我向福格特谈了这样的意思，告诉了他我对音乐会的看法。

“那么，”他问，“您喜欢莫扎特吧？”

“非常喜欢，无条件喜欢。”

“这我理解，因为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生活在现代的人怎么能矫揉造作到这种地步，以致在那样的宗教情绪面前会感到其乐无穷，十分自然呢？对于我们，正如不可能有宗教文学一样，也不可能有虔诚派音乐——它们在我们眼里只有历史意义。相反，莫扎特表现的是我们所熟悉的生活，他的曲子发自内心丰富的感觉和热情，不吐不快，不是为了祈祷。我记得，当《唐璜》，当《费加罗的婚礼》36刚出现时，它们使人多么兴奋，带给了我们多少新的欢乐的源泉！莫扎特的音乐开创了一个新世纪，正如歌德的《浮士德》，正如1789年一样，是人类智慧的革命。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看到，18世纪的启蒙思想和尘世生活闯入了音乐；随着莫扎特的出现，革命和新世纪走进了艺术中。是的，在《浮士德》之后，谁还会读克洛卜施托克37的诗歌，没有信念的人谁还会去听音乐中的这种礼拜仪式？”

老人娓娓而谈，讲得滔滔不绝，引人入胜，我在他的酒杯里又斟了两次酒，他没有拒绝，也不忙着喝。最后他看了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