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八章（第9/12页）

“怎么，”我说，“连马料也在内？”她不理解我的意思，赶紧又说：

“那么，四法郎也够了。”

当我从彼尔姆给送往维亚特卡，在一个小村庄换马时，我向坐在屋旁树墩上的一个农妇要些克瓦斯喝。

“那太酸啦，”她答道，“我还是给你拿些土酒吧，那是过节的时候剩下的。”

过一会儿，她拿了一只用破布包着的陶罐和勺子来了。我和宪兵喝了个痛快。把勺子还给老婆子时我给了她十戈比或十五戈比铜币，但她不肯拿，说道：

“上帝保佑你，我怎么能要过路人的钱，何况你还是那个样子。”她看了看宪兵。

“这有什么，大娘，我们不能白喝你的酒，收下吧，给孩子们买点糕饼吃。”

“不，好先生，别在意，要是有多余的钱，那就给穷人也好，或者给上帝买支蜡烛吧。”

在维亚特卡的大河那儿，我也碰到过一件类似的事。我上那儿观看那个特殊的仪式——把尼古拉·赫雷诺夫的圣像送往那儿做客。在回家的路上，我与车夫走进农家去取燕麦，主人们和三个朝圣者正在吃饭；菜汤香得很，我提出也想喝一些。年轻的主妇用木碗盛了一碗汤给我，还给了我一块面包，又把高背大盐瓶递给了我。吃完后，我给了主人二十五戈比。他看看我，搔搔后脑勺，说道：

“你知道，这不成……你吃了两戈比，要给二十五戈比……我怎么好意思收下：这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在人们面前也对不起良心。”

记得我提到过，彼尔姆人有个风俗：夜里要在窗口放块面包，放些克瓦斯或牛奶，万一有不幸的人，也就是流放犯，从西伯利亚逃走路过这儿，又不敢敲门要吃的，便可悄悄地取食。类似的情形，我在瑞士山上也见到过，只是那儿附近没有西伯利亚，因此这完全是为过路人准备的。到了一定的高度，人烟便稀少了，连石头也像人的脑瓜一样开始秃了，强劲的冷风把植物吹刮得跟干枯的草药差不多，但就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些空茅屋，它们的门开着，让迷了路或遇到暴风雪的旅人随时可以进入这些没有主人的屋子栖身。那儿备有各种农家用具，桌上放着干酪、面包或羊奶。有的人吃过以后，便在桌上留下一些钱，也有的什么也没留下，但是很清楚，谁也不会偷什么。当然，经过的路人非常少，尽管这样，这些敞开大门的小屋子对城里人还是相当新奇的。

谈到山岭和高地，我还得讲一下我的罗莎峰35旅行。从七千英尺高的山顶上来结束关于瑞士的一章，不是最合适的吗？

那个老婆子让我们四个人饱餐了一顿，还喂了两匹马，又给了整整一瓶樱桃酒，却不好意思接受五个法郎；我们离开她以后，沿着一条不到一米宽的弯弯曲曲的小径上山，要在当天傍晚前赶到采尔马特。习惯于登山的马一步步小心走去，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选择可以踩马蹄的地方。赶马的人不时提醒我们，别拉缰绳，要让马自己走。路的一边是三千多英尺深的悬崖，咆哮的维斯普河在崖底以雷霆万钧之势奔腾而过，仿佛急于寻找宽阔的河床，以便冲出石壁之间的峡谷。不时可以望见它那浪花飞溅、滚滚翻腾的水面；在山峦起伏的岸上生长着一丛丛松林，从我们经过的山顶往下望，仿佛那是一片片青苔。另一边是光秃秃的巉岩峭壁，有的地方岩石突出，还直伸到你的头顶上。走了整整几个小时……马蹄不断击打着山石，马不时滑跤，维斯普河不断啸叫，但一边还是同样的岩石，除了岩石什么也看不到，而另一边的深渊已笼罩在苍茫的暮色中；这使人不由得心烦意乱，又急又累……我但愿不致时常遇到这样的道路。

采尔马特是这条路的终点，那儿聚居着几户人家；它仿佛位在锅底，周围给高山包围着。有一家人家能接待稀少的旅客，我们在那儿遇到了一个苏格兰地质学家。在给我们准备晚餐时，天完全暗了；由于山太近，更显得黑洞洞的。到了十点多钟，女主人在窗口听了一会儿，对我们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