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七章（第2/21页）

“非常想。”

他介绍了我。

谈话无关紧要；施特鲁沃正要回家，邀我们上他家坐坐，我们去了。小小的寓所中挤满了巴登的流亡者，一个高大的女人，从远处看很漂亮，坐在他们中间，她那浓密的头发蓬蓬松松，以独特的方式披散在周围。这是著名的阿玛利亚·施特鲁沃，他的妻子。

施特鲁沃的脸一开始就给了我奇怪的印象，它表现了一种严峻的精神，那种狂热的信仰赋予虔信者和分裂派教徒的表情。看到这刚毅坚实的前额，安详的目光，蓬乱的大胡子，有些花白的头发，以及那整个高大的身材，我不禁觉得，这好像是古斯塔夫·阿道夫斯15军队中硕果仅存的某个狂热派教士，或者宣传悔罪和实行两种方式同领圣餐的塔波尔派教士16。海因岑的外表阴沉粗犷，像德国革命阵营中的索巴凯维奇17，他精力旺盛，手脚笨拙，总是气呼呼地皱紧眉头瞧人，不爱说话。后来他写道，只要在地球上杀死两百万人，革命事业就会成功。凡是见过他一面的人，对他这么写都不会奇怪。

有一件非常可笑的小事，我不能不谈一下，这是与这种杀人狂有关的。日内瓦有一个全世界最和善的医生P，他至今还活着。这人在精神上与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总是热烈同情它，因此成了一切流亡者的朋友，给他们医病从不收费，还招待饮食。不论我怎么早走进邮局咖啡馆，大夫总在那里，而且已读过三四份报纸了。一天，他伸起一根手指，神秘地叫我过去，凑在我耳边说道：

“我想，今天巴黎一定热烈得很。”

“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我是听谁说的，不过这人是赖德律-洛兰的亲信，他刚路过这儿……”

“算了，亲爱的医生，昨天和前天你不都在等待发生什么事变吗？”

“这有什么，罗马不是在一天中建立成功的。”

我便在这咖啡馆里，跟这位医生，也就是海因岑的朋友，谈到了海因岑刚发表的那份大慈大悲的革命纲领。

我对他说：“为什么您的朋友要胡说八道，发表这种有害的废话？这就难怪反对派要大喊，瞧，这是个化身成德国人的马拉！再说，为什么要两百万人呢？”

P有些不好意思，但不愿背弃朋友。

“听着，”他最后说，“您也许忽略了一点：海因岑谈的是整个人类，在这数目中至少包括二十万中国人呢。”

“哦，照这么说就不一样了，他们是死不足惜的。”我答道。这以后我每逢想起这个自我安慰的理由，总觉得非常荒谬可笑。

我们在派基镇认识后过了两天，我住的贝尔格饭店的茶房走进我的房间，郑重其事地通报道：

“施特鲁沃将军带着副官们驾到。”

我心想，大概什么人故意支使这小家伙来跟我开玩笑，或者他自己搞错了，但是不然，这时门开了，

古斯塔夫·施特鲁沃

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进屋了……18

他带着四位先生，两人全副武装，那是他们那支义勇军的装束，还戴着大大的红袖章和其他标志。施特鲁沃向我介绍了他的随从，按照民主精神称他们为“流亡中的兄弟们”。我很满意，发现其中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样子像刚读过一年多大学的学生，已经荣任了代理内政部长的要职。

施特鲁沃马上向我宣讲他关于七大灾祸的理论，这“七大灾祸”便是：教皇，神父，国王，士兵，银行家等等，还谈到了建立民主和革命的新宗教的问题。我向他指出，如果建立或不建立新宗教取决于我们的意愿，最好我们什么也别管，把这件事交给上帝处理，按事物的本质而论，这件事也与上帝关系最大。我们发生了争论。施特鲁沃提出了关于世界精神的一些说法，我回答他，尽管谢林对世界精神作了形象化的说明，称它为“飘在空中的东西”，我还是无法理解。他从椅上跳了起来，走到我面前，几乎碰到我的脸，说了声：“对不起，请原谅”，便伸出手指，在我头上乱摸，挤压，好像我的头颅是由风琴的琴键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