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尼·赫·凯切尔（1842—1847）（第9/17页）

谢拉菲玛像奴隶一样唯命是从，战战兢兢，随时准备淌着眼泪吻凯切尔的手，这对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退让助长了褊狭情绪。

泰莱丝27，可怜而愚蠢的泰莱丝·卢梭，难道没有使人类平等的预言家变成鼠目寸光的小市民，以致无时无刻不在斤斤计较自己的尊严？

谢拉菲玛对凯切尔的影响，论性质与狄德罗指责泰莱丝的完全一样。卢梭生性多疑，但在泰莱丝的影响下愈演愈烈，变得气量狭小，吹毛求疵，与一些朋友争争吵吵，虽然她是无意识的，没有什么意图。泰莱丝从来不肯认真读书，从来连几点钟也弄不清楚，可是对卢梭的多心病，她却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使它变成了精神失常的忧郁症。

早晨，卢梭去看霍尔巴赫；仆人正在准备早餐，摆了三份餐具，这是给霍尔巴赫夫妇和格林的；谈话中谁也没留意这事，除了让·雅克。他拿起了帽子。“别走呀，在这儿用早餐吧。”霍尔巴赫太太说，吩咐再添一份餐具，可是已经太迟，无法改变了：卢梭气得脸色蜡黄，跑出了屋子，一路上闷闷不乐，对人类大加诅咒，见了泰莱丝，便向她诉说：摆了三个碟子，明明是赶他走。这些话正中她的下怀，使她可以向他表示热烈的同情，于是她与他站在一起，变本加厉地讲别人的坏话，一会儿攻击荷狄特太太28，一会儿咒骂大卫·休谟和狄德罗。卢梭粗鲁地与人断绝来往，写无礼的、侮辱性的信，有时引起了可怕的答复（例如从休谟那里），最后被大家所抛弃，躲在蒙莫朗西29，由于没有人，只得一边喂麻雀和燕子，一边骂它们。

我再说一遍：没有均衡就没有真正的婚姻。妻子对丈夫从事的一切一窍不通，毫无兴趣，也无从关心，这样的妻子只是情妇，女管家，保姆，不是在完整而美好的意义上的妻子。海涅谈到自己的“泰莱丝”30时说：“她不懂，也永远不会懂得我在写什么。”人们认为这很有趣，也很可笑，可是谁也不想问一下：“为什么她是他的妻子？”莫里哀把自己的喜剧念给厨娘听，这合乎情理得多。然而海涅夫人也对丈夫作了报复，虽然完全是无意识的。在他饱经忧患的晚年，她把她的许多朋友请进了家中，这就是那些年老色衰的过时的“茶花女”，那些由于脸上起了皱纹而变得德高望重的夫人，以及她们的朋友，那些干瘪的、两腿麻木的白发老人。

我完全不是主张，丈夫爱什么，做什么，妻子也非得爱什么，做什么不可。妻子可以喜欢音乐，丈夫喜欢绘画，这不会破坏平衡。我看到官方活动中，丈夫和妻子形影不离，同来同往，总不免毛骨悚然，觉得既可笑又荒谬，他们的地位越高也越可笑。为什么操练骑兵，必须欧仁妮皇后31出席呢？为什么维多利亚32必须带着她的丈夫，那位女王的配偶33，出席与他毫无关系的国会开幕式呢？歌德做得很好，从来不带他那位又高又胖的夫人参加魏玛的宫廷舞会。他们婚后生活的单调乏味，原因不在这里，在于缺乏共同的活动领域，共同的趣味，那种可以在性的差别之外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

现在再谈我们给可怜的谢拉菲玛造成的危害。

我们犯的错误，不外是一切乌托邦思想和理想主义历来所犯的错误。它们往往正确地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却根本不考虑，这个方面与什么生长在一起，是否可以把它切除，根本不考虑浮肉与整个机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深刻联系。我们还是像基督徒似的，相信只要对瘫子说一声：“拿了你的褥子回家吧。”他就会走路了。34

我们把修女谢拉菲玛，这个从未见过生人的、半野蛮的谢拉菲玛，一下子从她的山洞拉进了我们的圈子。她的纯朴令人喜爱，我们希望她保持这种状态，这就扼杀了她获得发展的最后可能性，消灭了她对文化教育的兴趣，使她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