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尼·赫·凯切尔（1842—1847）（第10/17页）
难道国民议会35，雅各宾党人，以至公社36本身，不正是这样把法兰西变成了小市民世界，把巴黎变成了店铺老板的天地吗？
第一所在爱和温暖中向她敞开大门的房子，是我们的家。纳塔利娅亲自找她，硬把她拖来了。一年中，谢拉菲玛始终沉默寡言，回避陌生人，像以前一样胆怯，羞涩，那时的她充满了一种民间的诗意。她丝毫不希望她的奇怪举止引起别人的注意，相反，她但愿谁也不注意她。像孩子和小动物一样，她躲在纳塔利娅的翅膀下，她的忠诚那时是没有限度的。整整几个小时，她与萨沙玩得津津有味，给他和我们讲她童年的经历，在分裂派教徒那儿的生活，在作坊中当学徒时吃的苦。
她成了我们中间的玩偶——她最终也乐于这样；她明白，她的地位和她本人都不能与别人相提并论；从这时起，她消沉了，谁也没有拉她一把。只有纳塔利娅认真考虑过，怎样提高她。谢拉菲玛与一般女人不同，她没有沾染各种各样的坏习气——她不爱打扮，对奢侈品不感兴趣，对珠宝金银也无动于衷，只要凯切尔不觉得穷困，不叫苦，其余她都无所谓。起先，她喜欢跟纳塔利娅谈天，谈个没完，她信任她，仔细听她的劝导，竭力照她的话做……但是与我们搞熟以后，习惯以后，也可能由于别人拿她的古怪举止取乐，惹恼了她，她开始流露出痛苦和反感，对任何评论也不再回答得那么天真了：“我生来这么倒霉……我哪里还能改变，脱胎换骨？很清楚，我已经注定这么愚蠢，什么也不懂地走进坟墓。”这些话有意无意地表现了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情绪。她在我们中间不再觉得自由，渐渐不大上门。她说：“上帝保佑她吧，保佑纳·亚，她不爱我这个可怜人了。”过度的亲昵，女同学中交头接耳的作风，与纳塔利娅是格格不入的，在她身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平静和深沉，以及高度的审美感。谢拉菲玛不理解，纳塔利娅对她的态度和别人对她的态度之间的差异的意义，忘记了是谁首先伸出手去把她搂在胸前的。随着她，凯切尔也与我们疏远了，他变得愈来愈阴沉，容易生气。
他的猜疑也变本加厉，每一句不谨慎的话，他都认为是有意识的，包含着恶意，企图侮辱他，而且不仅侮辱他一人，还要侮辱谢拉菲玛。她呢，哭哭啼啼，抱怨命运，为凯切尔难过，这样，由于精神的反射作用，他自己的猜疑又以十倍的威力回到了他那里。他那种谴责性的友谊变成了要在我们身上找过错的情绪，变成了监视，警察的毫不松懈的侦查，结果，朋友们的小缺点在他眼中越积越多，终于掩盖了他们的其他一切方面。
在我们纯洁、明朗、成熟的友谊圈内，出现了女仆房的说长道短，外省小官吏的讥刺挖苦。凯切尔的火气变成了传染病；经常的指责、解释、调停，损害了我们的夜谈和聚会。
这种腐蚀性尘埃侵入了一切裂隙，日复一日地破坏了我们与朋友间的巩固联系。我们大家都会受流言蜚语的影响。连格拉诺夫斯基也变得阴沉了，肝火旺了，不公正地替凯切尔辩护，发脾气。凯切尔对我和奥加辽夫有了意见，便找格拉诺夫斯基诉说。格拉诺夫斯基并不相信，但同情“体弱多病、心情苦闷、仍然充满爱心”的凯切尔，因此袒护他，对我大加指责，说我缺少忍耐心：
“你要知道，他的性格就是这样；这是一种病，是谢拉菲玛的影响，她善良，但没有知识，思想闭塞，她把他一步步推上了这条不幸的道路，你却与他争吵，仿佛他是处在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