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一章（第7/15页）
马尔沙尔认为他是模范学生，他的母亲也认为他是模范儿子，他的舅父认为他是模范外甥，当他被派到德米特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利岑23手下任职时，公爵又认为他是模范官员。但更重要的还是：这一切确实都是真的。奇怪的只是他……总使人感到缺少一点什么。他聪明，能干，博闻强记——那么还缺少什么呢？
这种个性，这种“圆滑”的智慧，这种清醒灵敏（在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内）的头脑，我后来也屡次遇到。他们的议论四平八稳，不会越出规范一步，他们的行动更加稳健，从不离开平坦的大道；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社会的真正的当代人。他们所讲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他们最好能讲一些别的话；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无懈可击的，但他们最好能干一些别的事。他们通常是合乎道德的，但邪恶的力量在你耳边说道：“不过他们敢于违反道德吗？”德国人会把他们称为“理性的人”；这是英国的辉格党人（他们今天的天才和杰出代表是麦考莱24，从前是瓦尔特·司各特），这是道敦街隐士25的实用哲学和魏斯26的哲学理论的产物。这些先生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符合分寸的，合乎时宜的；他们循规蹈矩，爱好德行，回避罪恶；他们的言行举止带有夏天既不下雨又无太阳的阴霾日子的某种魅力，至于他们缺少的，那是无关紧要，不值一提的，正如尼基塔沙皇的公主们一样……他
也缺少那个，27
而缺少了那个，其余一切就不足称道了。
戈洛赫瓦斯托夫的弟弟生来瘸腿，单单这一点已使他无从效法哥哥的古典式姿态和凡尔赛步法。而且他的头发是黑的，眼睛也又大又黑，从来不会眯成一条缝。这年轻力壮的漂亮外表便是他的一切；内心蕴藏的则是不受约束的情欲和杂乱无章的观念。我的父亲从不把他放在眼里，每逢对他特别不满的时候便说：
“造化对人的捉弄真是有趣，你瞧，尼古拉的肩膀上，”于是老人耸耸自己的肩膀，“却生了一个波斯国王的脑瓜！”
他的哥哥一生可说一分钟也闲不住，总是在做着什么，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一生却绝对什么也不干。年轻时他不读书；到了二十三岁，他已结婚，而且结婚的方式非常别致，那是私奔。他爱上的是一个平民出身的穷姑娘，她具有格勒兹式28的迷人脸型，可爱得像最精美的塞夫尔瓷像29。他要求母亲允许他与她结婚，这是毫不奇怪的。但母亲充满贵族的偏见，认为她的儿子至少应娶一位鲁缅采夫或奥尔洛夫家30的小姐做妻子，还得有沃罗涅日或梁赞省的一大片领地做嫁妆才成，她当然不同意。但不论哥哥怎样劝他，舅父和姑母们怎样开导他，少女的一对秋波还是占了上风。我们的维特看到无法改变亲人们的意志，就在一天夜间，把他的首饰匣和几件衣服，还有他的听差亚历山大，从窗口挂到地上，随后自己也爬出了窗口，让房门从里边倒锁着。第二天午后家人把门打开时，他已完成了结婚手续。这件秘密婚事使他的母亲气得一病不起，就此死了，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门当户对的礼教祭台。
在他们家里，从大瘟疫和普加乔夫时期起，就住着一位奥尔斯克要塞守备官的寡妻，这个老官太太耳朵聋了，嘴唇上生着一些胡髭，喜欢唠叨。那次惊人的出走，后来成了她与我闲谈的话题，她讲完后总要发一通议论：“少爷，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小的时候，我就看他不会有一点出息，总是伊丽莎白太太的累赘。有一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十二岁那年跑来对我说，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娜杰日达·伊万诺夫娜，娜杰日达·伊万诺夫娜，快到窗口来看，您瞧，咱们的奶牛变得这样儿！’我到窗口一瞧，把我吓了一跳。少爷，原来几条狗把牛尾巴咬断了，可怜的牛，它从此就没了尾巴……这是蒂罗尔种牛呢……我实在忍不住了，对他说，你看到你妈妈的奶牛，你们的家私遭殃，还乐得这样，你怎么会有出息！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他成不了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