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一章（第12/15页）

第二次我在彼得堡遇到他，那正是我流放诺夫哥罗德即将出发的时候。他住在他的弟弟内务大臣的家中。我踏进客厅时，他刚好出来。他穿着白制服裤，佩戴着全部勋章，肩头披了绶带，正要进宫觐见。看到我，他站住了，把我引到一边，详细询问我的案情。他们弟兄俩对我的被无理放逐都感到很气愤。

这是我的妻生病的时候，几天前她刚生了一个男孩，男孩死了。我的眼神和谈吐一定流露了极大的愤怒或烦恼，因为斯特罗戈诺夫突然劝我要以基督的温顺忍受一切考验。

“要知道，”他说，“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只十字架。”

“有时甚至很多呢。”我心里想，望望他胸前那形形色色的十字架，忍不住噗哧笑了。

他觉察到了，脸有些发红。

“您大概在想，”他说，“这个人倒很会说教。不过要知道，一切都要偿还的——至少阿扎伊斯42是这么想的。”

他不仅说教，还确实与茹科夫斯基一起为我奔走过，但疯狗咬住了我，它是不容易拉开的。

1842年我定居莫斯科后，有时也去拜望斯特罗戈诺夫。他待我不坏，不过也会对我发脾气。这种喜怒变化，我觉得很有趣。当他的自由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他大谈书报杂志，称赞大学，总把它与我求学时期它的可怜境况相比较。但是当他的保守主义情绪一来，他就责备我不肯当官，没有勋章，骂我的文章，说我在把大学生引入歧途，骂青年教授，说他们越来越不像话，使他不得不或者背叛效忠沙皇的誓言，或者撤销他们讲课的权利。

“我知道，这么一来会闹得满城风雨，您首先会骂我是摧残文化的野蛮人。”

我点点头，表示确实如此，并说：

“您永远不会这么干，因此我可以说，您对我的好评，我确实不胜感激。”

“我一定会干的，”斯特罗戈诺夫捻着唇髭嘟哝，脸有些发黄，“您等着瞧吧。”

我们大家知道，他决不会做这一类事，因此对他的周期性恐吓可以置之不问，特别是考虑到他继承的产业，他的官衔和痔疮。

有一次他与我谈话时，忽然信口开河起来，一边骂一切革命活动，一边讲给我听，12月14日那天T43怎样离开广场，心慌意乱地跑进他父亲的家，不知怎么办好，走到窗边用手指敲玻璃。那时在他家当家庭教师的一个法国女人忍不住了，大声对他说：“真不知羞耻，您的朋友们在广场上流血，您却站在这里，您是这么理解您的义务的吗？”他拿起帽子走了——您想，他上哪儿啦？躲进了奥国大使馆。

“当然，他应该上警察局报告才对。”我说。

“什么？”斯特罗戈诺夫问，吃了一惊，几乎倒退了一步。

“要不，难道您的意见与那个法国女人一样，”我说，收敛了笑容，“认为他应该回到广场上去向尼古拉开枪？”

“瞧您，”斯特罗戈诺夫说，耸耸肩膀，不自觉地瞧了瞧门口，“您的思想方法太不行了，我只是说这些人……当没有建立在信仰上的真正的道德原则时，当他们离开正路时……一切都混乱了。您年纪大些就会明白这一点的。”

我还没有活到这年纪，但是斯特罗戈诺夫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窘态，虽然时常遭到恰达耶夫的猛烈嘲笑，我却恰恰相反，认为这是他的一大优点。

据说，在我们涅瓦河畔的扫罗44心情最不愉快的时候，在二月革命之后，斯特罗戈诺夫也卷进了漩涡。听说他在新的图书审查委员会中坚决主张查禁我写的一切作品。我觉得，这确实表明他对我另眼相看，因此听到这消息后，我就着手筹建俄文印刷所了。但扫罗比他走得更远。不久他的反动措施就赶上和超过了我们的伯爵，后者不愿当大学的刽子手，辞去了学区总监的职务。但不仅他这样，过了两三个月，戈洛赫瓦斯托夫也辞职了——彼得堡发出的许多疯狂的指示吓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