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九章 自己人（第5/13页）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哪儿啊？”加拉霍夫问。

“早已睡了。”

“怎么睡了？难道这么迟了？”他问，开始猜到是怎么回事。

“四点钟了！”霍夫林娜的丈夫回答。

“四点钟！”加拉霍夫重复了一遍，“对不起，我只是听说您回家，特地来向您问好的。”

另一次，也是在他们家，那是一次招待晚会，男的都穿着燕尾服，女的也打扮得端端正正。不知是加拉霍夫没有接到请柬，还是他忘了，总之，他是穿着平常的衣服去的。他坐了一会儿，就着蜡烛点了一支雪茄，便开始高谈阔论，根本没留意客人们的服饰。过了一两小时，他问我了：

“你还要上哪儿？”

“哪儿也不去？”

“那你怎么穿着燕尾服？”

我不禁哈哈大笑。

“咳，真是乱弹琴！”加拉霍夫嘟哝道，拿起帽子便走。

我的儿子五岁那年，加拉霍夫给他的圣诞树送来一个蜡洋娃娃。洋娃娃至少有我儿子那么大，加拉霍夫亲自让它坐在椅上，希望引起意外的效果。圣诞树布置好了，门打开了，萨莎又惊又喜，慢慢向前走，用恋恋不舍的目光端详那些彩色纸片和蜡烛，但蓦地愣住，站在那里，脸涨得通红，然后惊叫着转身逃走。

“你怎么啦，怎么啦？”我们问他。

他哭得抽抽搭搭的，只是一再嘀咕：

“那儿有个陌生孩子，我不要他，不要他。”

他把加拉霍夫的洋娃娃看成了另一个孩子，以为这孩子要与他争夺圣诞树，因此非常伤心。但更伤心的还是加拉霍夫本人，他一把抓起不幸的洋娃娃，转身便走，此后好久不愿再提起这事。

1847年秋，我与他在尼斯的会见是最后一次。当时意大利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他非常关心。他的目光虽然充满讥刺，但心头仍保持着浪漫主义的憧憬，对某些信念不胜向往。我们间的长谈和争论，使我想起应把它们写成文字。《来自彼岸》就是以我们的一次谈话开始的。26我把开头几节念给加拉霍夫听过；那时他已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了。他临终前夕，还写了一封非常风趣的长信给我，这时我在巴黎。可惜信遗失了，否则我可引述几段。

离开他的墓前，我要凭吊另一个更令人怀念的、也是更新的坟墓了。

（二）在友人墓前

他的心灵纯洁而高尚，

他的性情温柔如同慈母，

他的友谊童话般令人难忘。27

……1840年，我路过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格拉诺夫斯基。那时他刚从国外回来，准备在大学讲授历史。我喜欢他那文雅的举止，沉思的外貌，紧皱的双眉，忧郁的眼睛，以及微带悲戚的慈祥笑容。他那时留着长发，穿一件式样别致的普鲁士藏青大衣，领圈是天鹅绒做的，衣钮是呢子做的。他的容貌、服饰、黑发，都使他显得风度翩翩，优雅潇洒；他当时正处在青春即将消逝、精力充沛的壮年即将开始的分界线上。我想，即使冷漠寡情的人对他也不能毫不动心，何况我一向重视美，把它看作一种天赋和力量。

我与他只匆匆见了一面，因此带回弗拉基米尔的印象，不过是觉得他人才出众，并根据这一点，相信他可以成为我未来的挚友。我的预感没有欺骗我。过了两年，我在彼得堡，以及第二次流放回来，住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交往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格拉诺夫斯基天性温和，平易近人。他从不虚张声势，疾言厉色，也从不自以为是，他待人接物总是那么诚恳，坦率，因此与他非常容易相处。他不以友谊压人，而是赤诚相爱，决不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也不因事不关己便采取“反正一样”的态度。凡是真正投身于生活的人，难免有一些怕人知晓、不愿声张的弱点，我不记得，格拉诺夫斯基曾对这种“小节”做过粗暴的干预，或不恰当的指责。因此，有些话哪怕不能与最亲密的人讲（这些人虽然完全可以信赖，但是他们的某些难以听到的心弦还是与你有着不同的音域），却可以对他直言不讳，无须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