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九章 自己人（第4/13页）

他与一切神经质的人一样，情绪时起时伏，极不平衡，有时他一言不发，沉思默想，有时口若悬河，慷慨激昂，以严肃的谈吐和深刻的感情令人折服，有时又出其不意，用怪诞的形式引得人捧腹大笑，只消简单的几笔，便把事物勾勒得惟妙惟肖。

复述这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把他讲过的一件事，而且只是一个不大的片断，尽可能传达一下。一天在巴黎，我们谈到了离开国境时的不愉快感觉。加拉霍夫听后，给我们讲了他最后一次回自己领地的经历——这真是一篇杰作。

“……我到了边界，天下雨，地上尽是泥浆，路上拦着一根大圆木，漆成一条黑一条白的。我们得等待，不能通过。这时只见对面来了个手执长矛的哥萨克，骑着马。

“‘请出示护照。’

“我给了他，说：

“‘老总，让我跟你进守卫室，这儿雨太大。’

“‘不成。’

“‘为什么？’

“‘请您安心等着。’

“我想走回奥国的哨所，可哪儿成，刚转身，只见又一个哥萨克站在我面前，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脸像中国人。

“‘不能回去！’

“‘为什么？’

“‘请您安心等着！’可雨下个不停……军士突然从值班室大喊：‘升起！’于是铁链轧轧直响，漆成条纹的纹刑架升起了；我们的车子从它下面驶过去，铁链又轧轧直响，放下了圆木。嘿，我想，现在只得由他们摆布了！值班室里有个世袭兵在登记护照。

“‘这是您本人吗？’他问；我马上塞给他二十个克里泽23。

“军士正好进屋，那人什么也没讲，可是我也马上给了他二十个克里泽。

“‘一切无误，请到海关去吧。’

“我坐上车，动身了……可总觉得后面有人追赶。回头一看，一个哥萨克拿了长矛，骑了马，跟着车子。

“‘老总，什么事？’

“‘护送您老上海关。’

“海关上一个官员戴上眼镜，检查我的书。我给了他一个三马克银币，说：

“‘您放心好了，这都是科学书，医学书！’

“‘一点不错！喂，守卫，把箱子关上！’

“我又给了二十个克里泽。

“终于放行了。我雇了一辆三驾马车，穿过漫无边际的原野；蓦地天边出现了一片红光，愈来愈大……像晚霞。

“‘你瞧，’我对车夫说，‘啊？失火啦。’

“‘没什么，’他回答，‘大概一间小农舍或烘谷房起火了。驾，驾，快跑，快跑！’

“过了一两小时，发红的天空已到了另一边。我不再问什么，心想这不过是烧掉了一间小农舍或烘谷房。

“……我在大斋节从乡下到了莫斯科；雪差不多融化了，雪橇滑过石板路，车灯在污浊的水潭中射出昏暗的反光，边套马把冰冷的泥浆大块大块地直抛到我的脸上。最奇怪的是：在莫斯科，春天刚一开始，五六天不下雨，泥浆就会变成一阵阵灰土，刮进眼睛和鼻孔，一个警官心事重重地站在马车上，指指灰土，露出不满的神色，警察们则忙作一团，正在把各种碎砖瓦铺到路上，防止灰尘！”

加拉霍夫非常随便，心不在焉，但这与科尔什的口吃一样，不失为一个可爱的缺点。他时常出洋相，弄得很尴尬，有时他会因此发点小脾气，但大多只是一笑置之。一天霍夫林娜24请他参加晚会，他却跟我们一起上剧院听《夏莫尼的林达》25，看完戏又一起上谢瓦利埃饭店，在那儿坐了一两个小时，这才回家更衣，前往霍夫林娜府上。前室点着一支蜡烛，堆着一些什物。他走进大厅——一个人也没有；走进客厅，只见霍夫林娜的丈夫坐在那儿，他刚从奔萨省回来，还没脱下旅行服装。加拉霍夫的来访使他惊讶。客人问了旅途平安，便在沙发上安然坐下。霍夫林娜的丈夫说，道路很坏，他非常疲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