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九章 自己人（第10/13页）

真实竟如此冷酷可怕！

我冰凉的嘴唇

含糊不清地喃喃自语，

浑身一阵阵战栗，

似乎有人在把我责怪，

眼泪涌上我的心头，

我头脑昏沉，目光晦暗，

血管中的血在冷却……

快给我空气！给我光明吧！

啊，这是多么可怕……

恍如噩梦或谵妄……

我终于强忍悲痛，

重又在世俗的悲欢中彳亍，

但心头的创伤不能愈合，

谈笑间仍泪水暗流。

逝者业已永诀，

只留给我一幅遗容，

我目视这亲如手足的形象，

仿佛死神并未把他夺走。

脑中蓦地浮想联翩，

宛如一切只是一场幻梦，

他眉目含笑，不过暂入睡乡，

明日仍会一觉醒来，

发出正义的声音，

给青年带来神圣的礼品，

那自由的精神，

还有思想的光，火热的心……

但忧郁的回忆，

又唤起累累的荒冢与墓碑，

新坟的一抔黄土，

坟头堆积的花圈；

苍劲挺立的青松，

那墓园的永恒守卫者，

随着肃杀的秋风，

漠然摇拂头顶阴森的绿叶；

而溪水冲刷着河岸，

不息地向前奔流。45

格拉诺夫斯基没有受到迫害。他那悲愤的谴责目光，使尼古拉的爪牙也望而却步。他是在新一代人的爱戴，整个俄国知识界的同情，以及敌人的赞誉声中去世的。但我仍坚持我的意见：他经历了不少苦难。扼杀生命的不仅是铁链；我出国后，恰达耶夫在写给我的唯一的一封信（1851年7月20日）中说道，他正在死亡和衰老，以迅速的步子迈向坟墓，这“不是由于那种促使人奋起反抗的压迫，而是由于那种使人不得不委曲求全、忍气吞声的力量，正因为这样，它比前者危害更大”46。

我面前放着三四封信，这是格拉诺夫斯基最后几年写的，那每一行都包含着多少辛酸和悲痛啊！

“我们的处境一天天变得难以忍受了。”他在1850年写道。“西欧的每次运动都在我们这里引起了迫害的措施。密告成风。三个月中对我进行了两次调查。但与普遍的灾难及压迫相比，我个人的安危还算不得什么。大学面临关闭的危险，只是眼前实行的还限于下列措施：提高学费和减少学生人数，规定每所大学不得超过三百人。莫斯科大学现有学生一千四百名，因此必须减少一千二百人，才能招收一百名新生。贵族学院停办了，许多学校面临着同样的命运，皇村学校便是这样。专制制度公然宣告，它与文明不能和睦相处。武备学堂制定了新的教学大纲。编制这份大纲的军事教育家，可以使耶稣会教士也甘拜下风。按它的规定，神父应向武备学堂学生灌输一种思想，这就是：基督的伟大主要在于服从政府。他被说成了服从命令、遵守法律的模范。历史教员必须揭露古代共和国表面的光彩，阐明历史学家还一无所知的罗马帝国的优越性，这个帝国只有一个缺点：缺乏遗传性！

“……有些事简直会叫人气得发疯。别林斯基很幸福，他及时死了。许多正直的人陷入了绝望，用麻木的平静对待发生的一切——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崩溃呢！

“我决定不提出辞呈，等待命运替我作出抉择。我还可以做些事，让他们自己把我撵走吧。

“……昨天传来加拉霍夫逝世的消息，前几天还盛传你也死了。人家把这话告诉我，我差点放声大笑。然而这也难怪，为什么你不该死呢？这种谣言是不足为奇的。”47

1853年秋他写道：“想到我们从前（即与我在一起时）怎样，现在又变得怎样，心便发痛。我们依然照过去的方式喝酒，但不觉得愉快；只有对你的回忆使我的心变得年轻。如今我最美好、最快活的理想，便是再见到你一次，可是看来它已难于实现了。”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