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七章（第5/8页）

可是多愁善感的人们听到农民杀死地主和他的全家，听到旧鲁萨军屯区的士兵痛揍俄国的德国佬和德国化的俄国佬，却大呼奇怪。10

骇人的暴行在前室和女仆房，在乡村和警察的刑讯室，留下了一篇篇蒙难史，它们被记在心中，一代代传下去，终于引起了血腥的残酷报复。这种报复要预防是容易的，但要压制恐怕无法办到吧？

旧鲁萨，军屯制度——谁听了不毛骨悚然！难道历史真会被阿拉克切耶夫先期用酒钱收买，11难道它永远不会揭开这块白尸布，让人看到它掩盖着政府的多少暴行，那在军屯制度下无动于衷地、继续不断地制造的暴行？本来灾祸遍地，民不聊生，现在又增加了新的灾难，它带有独特的性质——彼得堡-加特契纳和日耳曼-鞑靼精神的结合。不屈的人们整整几个月生活在棍棒的毒打和树条的抽击下……乡镇公所和刑房地上的血迹从没干过……人民为了反抗刽子手，在这些地区铤而走险，干出各种罪行，这是理所当然的！

莫斯科时代12的蒙古精神扭曲了俄国人的斯拉夫性格，横行无忌的指挥刀损害了彼得时代的声誉，而这一切的登峰造极的集大成者便是阿拉克切耶夫伯爵。毫无疑问，阿拉克切耶夫是彼得一世之后出现在俄国政府上层的最丑恶的人物之一，正如普希金所说，他是

头戴皇冠的大兵的奴才，13

是标准的军士，腓特烈大帝的父亲的理想人物14：超人一等的忠心，机器一样的唯命是从，天文钟一样的准确，绝对的冷酷，墨守成规，精力饱满，智慧正好满足执行命令的需要，而功名心、嫉妒心和乖张的脾气，又正好足以保证把权力看得比金钱更重。这样的人是皇帝的宝贵财富。尼古拉只因度量狭窄，宿嫌未消，才不肯重用阿拉克切耶夫，只用了他的门徒。15

保罗一世是由于臭气相投，才起用阿拉克切耶夫。亚历山大在还有一点羞耻心的时候不很重视他，但热衷于排队出操是他得自遗传的天性，一旦这种天性占了上风，他就把远征军16的办公厅交给了阿拉克切耶夫。这位炮兵部队出身的将军有没有打过仗，我们不知道17，他在军队里主要干的是文官职务，他的战场是在士兵的背脊上，他的敌人是别人捉住后戴着镣铐给送到他面前的。亚历山大皇朝的最后几年，全俄国都处在阿拉克切耶夫的支配下，他干预一切，大权独揽，身边有空白的圣旨。后来亚历山大体弱多病，闷闷不乐，患了忧郁症，在亚·尼·戈利岑公爵18和阿拉克切耶夫之间有些摇摆不定，但最后自然仍倾向于后者。

在亚历山大出巡塔甘罗格时期，阿拉克切耶夫的情妇被仆人暗杀了，这是在格鲁兹诺县伯爵的领地上。为了缉拿凶手，进行了恐怖的侦查，直至今日，即相隔十七年之后，诺夫哥罗德的官吏和居民谈起它还不免心惊胆战。

阿拉克切耶夫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他的情妇是一个年轻的女农奴，她仗势欺压仆役，打骂陷害无所不为，而伯爵对她言听计从，照她的话鞭挞仆人。大家忍无可忍，一个厨子才终于杀死了她。事情做得天衣无缝，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但是多情的老人务必把凶手缉拿归案，他扔下国家大事，驰赴格鲁兹诺。在拷打和鲜血中，在呻吟和濒死的哀号中，阿拉克切耶夫用姘妇尸体上解下的血迹斑斑的头巾包着脑袋，给亚历山大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亚历山大复信道：“来吧，来靠在你的朋友的胸口，忘掉你的不幸吧。”从男爵维利19的话大概是对的，他说，皇上死前，水流进了脑髓。

但是凶犯没有找到，俄国人的善于保密是惊人的。

这时，阿拉克切耶夫完全像疯子一样，又来到诺夫哥罗德，一群受难者给送到了那里。他的脸色蜡黄，阴沉可怕，眼睛布满血丝，血迹斑斑的头巾仍未取下；审问重新开始，情形真是触目惊心，惨绝人寰。八十来人再度被捕。在城内，谁只要讲错一句话，有一点形迹可疑，就给抓走，向他盘查与阿拉克切耶夫某个仆人的关系，追问那些疏忽的议论。过路人也被捕入狱；商人和小文书们待在警察局几个星期，等候审问。居民躲在家中，不敢上街；对案件本身，大家噤若寒蝉，不敢触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