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五章（第8/21页）

所有这些事物，在我们的朋友们看来都如此简单明了，以致他们嘲笑“法国人”的反驳，使我有一个时期感到压力极大，只得刻苦钻研，务必把他们的哲学“行话”弄得一清二楚才成。

幸亏烦琐哲学也像神秘主义一样，与我极少因缘，我把它的弓拉得太紧，结果弦断了，情况也清楚了。奇怪的是，使我达到这一点的是我与一位夫人的辩论。

一年后，我在诺夫哥罗德认识了一位将军，我与他来往是因为他最不像一个将军。

他的家庭是阴郁的，空气中含着眼泪，显然死神刚从这里经过。白发过早覆盖了他的头顶，慈祥凄恻的笑容比皱纹流露出更多的忧患。他五十来岁。在他妻子苍白消瘦的脸上，摧残一切生机的命运，留下了更加清晰的痕迹。他们过得太寂寞了。将军在研究力学，他的妻子每天早晨给一些贫穷的女孩子上法文课，她们走后，她就读书；这里鲜花很多，也只有它们使人想起另一芬芳馥郁、阳光灿烂的时期；柜子里还放着玩具，只是已经没有人玩了。

他们有过三个孩子，两年前一个聪明伶俐的男孩死了，他才九岁；过了几个月，另一个孩子患猩红热，又死了；母亲想换换空气，挽救最后一个孩子，跑到了乡下，过了几天她回来了，与她一起回来的是马车上的一具小棺木。

他们的生活失去了意义，它已经结束，只是毫无必要、毫无目的地延续着。他们彼此怜惜，相依为命，唯一的安慰只在于深信，一方的存在对于另一方是必要的，对于度过苦难的残年是必要的。我很少见到更和谐的夫妇，但这已不是夫妇，联系他们的不是爱，而是一种同病相怜的深厚感情；三双冰冷的小手，充满在他们周围和前面的无望的空虚，把他们的命运紧紧拴在一起，不能分开了。

孤苦伶仃的母亲完全沉溺在神秘主义中，和平肃穆的神秘世界，成了她解脱烦恼的避难所，宗教对人心的阿谀哄骗了她。对于她，神秘主义不是游戏，不是幻觉，这是她再次获得的孩子，保卫她的宗教就是保卫他们。但是作为一个智力特别发达的人，她喜欢挑起论争，检验自己的力量。在此前后，我遇见过许多神秘主义者，他们形形色色，有维特贝格和托维扬斯基36的追随者，那些把拿破仑看作神在战争中的化身，走过旺多姆圆柱37要脱帽致敬的人，也有如今已无人记得的“妈爸”38——此人曾亲口对我说，他在蒙莫朗西和巴黎之间的公路上遇见过上帝。这些人大多患有歇斯底里症，他们刺激人的神经，利用人的幻想或心灵，把任意的符号与哲学概念混为一谈，不愿走进明朗的逻辑的田野。

拉·德39坚守虚无世界，毫无惧色。她这种雄辩的艺术才能从何而来，我不得而知。一般说来，女性的发展是个谜，从涂脂抹粉，跳舞，打情骂俏，看小说，做媚眼，流眼泪，往往猝然一变，变得意志刚毅，思想成熟，知识渊博。谈情说爱的少女倏地不见，出现了泰罗昂·德·梅里库尔40，屹立在讲台上慷慨陈词，鼓动人民群众；出现了达什科娃公爵夫人41，她年方十八便高踞马上，手持利剑指挥叛军。

对于拉·德，一切都结束了，她没有怀疑，没有动摇，没有理论上的薄弱环节。耶稣会教徒或卡尔文派教士，恐怕都不会像她那样心安理得，坚信自己的学说。

“她失去孩子之后，不是憎恨死，而是憎恨生。这正是基督教所需要的，基督教就是对死的全面讴歌——蔑视尘世，蔑视肉体，不可能有其他意义。因此它才压制一切生命力，压制现实精神，压制享乐，压制健康和欢乐，压制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拉·德甚至发展到不爱歌德，也不爱普希金。

她对我的哲学的攻击是别出心裁的。她讥笑我，要我相信，辩证法的一切表演和奥妙，不过是一场喧闹的锣鼓声，懦夫们可以靠它来掩盖良心的惊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