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七章（第3/5页）

原来陪审员买了五只桃子，把桃核剥出，奉敬了六位夫人。谁拿到的是真的？大家以为自己的是真的……

皇太子走后，秋法耶夫心事重重，准备离开他的“独立王国”，到参政院去享清福了——谁知事情更坏。

过了三个礼拜，彼得堡的邮车带来了一封公函，是致“省政主管人”的。办公厅中慌成一团，省府收发官赶快报告，收到了“圣旨”，主任立即上报秋法耶夫，秋法耶夫托病没有上班。

过了一小时，我们知道他被免职了——简简单单，没有多余的话。

省长下台，皆大欢喜，他的统治散发着腐败肮脏的官僚臭气，使人感到窒息。尽管这样，看到官员们手舞足蹈，幸灾乐祸，我还是不免作呕。

是的，不只一头蠢驴用蹄子踢这只受伤的野猪。人心的卑鄙在这里暴露无遗，正如拿破仑垮台时一样，虽然两者的规模不同。最近这个时期，我与他公开不和，他不走，我非被他放逐到边远城镇卡伊不可。我与他本来格格不入，我对他的态度是一贯的，无可非议。但是其他人，他们昨天看到他的马车还脱帽致敬，还看他的眼色行事，还奉承他的狮子狗，还向他的听差敬烟，现在遇到他却连招呼也不打了，还大声指摘他的弊端，仿佛这一切不是他们与他一起干的。不过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在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地方都曾反复搬演，以致我们不妨认为，这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劣根性，不值得大惊小怪。

新省长6到了，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人。他高大，肥胖，肌肉有些松弛和苍白，年纪近五十岁，脸上带着偷快的笑容，举止文雅。他讲话完全符合语法规则，句子冗长周密，详尽无遗，以致有时反而把最简单的事物弄模糊了。他是皇村学校学生，普希金的同学，曾在近卫军任职，经常买新出的法文书，喜欢谈论国家大事，到任的第二天就送了我一本托克维尔7的《论美国的民主》。

变化很大。房间照旧，家具照旧，但是在带有通古斯人外表和西伯利亚习惯的鞑靼长官的位置上坐上了一个书生，有些迂腐，但不失为正人君子。新省长是聪明的，然而他的智慧能发光，却不能放热，像明朗的冬天使人愉快，却不能使果木生长。何况他是一个死板的形式主义者，不过又与官场的文牍主义者不同，这该称作什么呢？……这种形式主义比其他各种好一些，但同样叫人讨厌。

由于新省长是真有妻室的，省长官邸失去了自己超独身主义和杂交主义的性质。理所当然，这使一切局长都回到了局长太太身边；秃顶老头子们也不再吹嘘他们的“情场艳事”，相反，谈起自己满脸皱纹、枯槁干瘪的，或者长满肥肉、胖得无法放血的夫人们，都变得温情脉脉了。

到维亚特卡的前几年，科尔尼洛夫刚离开谢苗诺夫团或伊斯梅洛夫团8，到某省担任文职省长9；上任时，他对官场还一窍不通。起先，他像一切生手一样事必躬亲。一天，突然从另一省送来一件公文，他读了两遍，三遍，还是不得要领。

他把秘书叫来，给他看。秘书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如果我把这公文交到办公厅，您怎么处理呢？”科尔尼洛夫问他。

“我交给第三科办理，这是第三科管的。”

“那么第三科科长懂得该怎么办？”

“大人，他怎么会不懂得，他担任科长都快七年啦。”

“您叫他来见我。”

科长来了。科尔尼洛夫把公文给他，问他该怎么办。科长很快看了一遍，回答说应该向税务局发函查询，向县长发个命令。

“命令什么呢？”

科长有些为难，最后承认这不容易说清楚，但写起来很容易。

“这儿有椅子，请您坐下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