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六章（第14/26页）

法国革命戏剧的舞台装置和布景，那时的我们还一无所知，因此对一切都信以为真。

谁希望知道，七月革命的消息对年轻一代的强烈影响，他不妨听一下海涅的话。海涅在赫尔戈兰岛听到这事后写道：“异教的大神潘死了。”101这不是虚假的热情：三十岁的海涅正如十八岁的我们一样，被它所吸引，为它而陶醉。

我们密切注视着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注视着震惊人心的问题和激昂慷慨的回答，注视着拉斐德将军和拉马克将军102；我们不仅熟知，而且热爱当时的一切活动家（当然是激进的活动家），珍藏着他们的肖像，从马纽埃尔和邦雅曼·贡斯当起，到杜邦·德雷尔和阿芒·卡雷尔为止103，都在我们的关心之中。

在这热火朝天的时代，突然一声巨响，像一颗炮弹在我们身旁爆炸，传来了华沙起义的消息。这已经并不遥远，是在自己家里，我们噙着热泪，互相凝望，反复吟哦心爱的诗句：

不，这不是毫无根据的幻想！104

我们为狄比奇105的每一挫折而欢呼，不相信波兰人的失败；我立刻在我的圣像壁上增加了塔杜什·柯斯丘什科106的画像。

就在这时期，我第二次见到了尼古拉，他的脸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贵族为他举行一次舞会，我正好站在大厅上面的回廊中，可以尽量观察他。他那时还没留胡髭，相貌显得年轻，但是与加冕典礼时相比，脸部的变化是惊人的。他站在圆柱旁边，凶恶地、冷漠地凝视着前方，可是没有看任何人。他瘦了。从这张脸上，从这对铅一般的眼睛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波兰以至俄国的命运。他觉得震惊，害怕，他怀疑107王位的巩固，准备为他所受的痛苦、恐怖和疑虑进行报复。

征服波兰之后，这个人把郁积的仇恨全部发泄出来了。不久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从他登基起就布置在大学周围的特务网开始收紧了。1832年，我们系的一个波兰学生突然失踪。他是靠官费派来求学的，因此违反他本人的志愿，给安排在我们班上。我们认识他以后，发现他为人谦逊，性情忧郁，我们从未听他说过一句尖刻的话，但也从未听他说过一句软弱的话。一天早晨他没来上课，第二天也没来。我们开始打听，官费生们暗中告诉我们，夜里有人找他，把他带到了办公室，然后又派人来取走了他的信件和物品，并禁止大家议论这事。一切便这么结束了，这个不幸的年轻人从此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108

过了几个月，教室中突然传出消息：夜里几个同学被捕了，他们中间有科斯捷涅茨基，科尔列伊夫，安东诺维奇等等。我与他们很熟，这都是相当好的青年。科尔列伊夫是新教牧师家庭出身，一个很有天赋的音乐家。为了审问他们，成立了军法委员会，这就是说，他们已注定了灭亡的命运。我们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们将遭遇的一切，但开头他们也杳无音讯。一场摧毁新生幼苗的风暴正在到来。我们不仅意识到了它的临近，还听到和看到了它，互相靠得更紧了。

危险使我们兴奋的神经更加激昂，使我们的心跳得更猛烈，彼此之间的爱也更炽热了。我们起先一共五个人109，就在这时我们又认识了帕谢克110。

对我们说来，瓦季姆身上有许多新东西。我们大家只有细小的差别，每人的发展过程是相似的，那就是除了莫斯科和乡村，什么也不知道，读的是相同的书，接受的是同样一些教师的教育，在家庭或大学宿舍中长大。瓦季姆出生在西伯利亚，他的父亲是流放到那里的，他从小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教育他的是他父亲，他在多子女的大家庭中长大，经常饥寒交迫，但是无拘无束，十分自由。西伯利亚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这是与我们的外省生活全然不同的；他绝不那么庸俗和浅薄，相反，具有较强的体魄和较成熟的毅力。与我们相比，瓦季姆像野生的树苗。他的勇敢属于另一类型，与我们的不一样，那是巨人式的，有些显得桀骜不驯；对苦难生活的贵族式蔑视，在他身上养成了一种特殊的自尊心；但他对别人完全能真诚相爱，也能不惜一切地献出自己。他无所畏惧，甚至有些冒失。单凭出生在西伯利亚，又是在流放者家庭中长大这一点，他就比我们高出一头，因为他不怕西伯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