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六章（第13/26页）

1849年霍乱最猖獗的时期，我一直留在巴黎。它来势凶猛，可怕极了。六月的炎热更助长了它的气焰，穷人像苍蝇一样死去，市民们纷纷逃离巴黎，其余的人闭门坐在家中。政府忙于全力应付革命者，不想采取切实的措施。捐款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贫苦的劳动者只得听天由命，医院没有足够的病床，警察所没有足够的棺木，在挤满各种人家的房子里，尸体停在室内往往两三天无法掩埋。

莫斯科不是这样。

那时的总督是德·弗·戈利岑公爵，这人软弱，但是正直，有见识，很得人心，他召集莫斯科上层人物，按照家常办法，即在没有政府特别参与的情况下，安排好了一切。当地的知名人士——富裕的地主和商人，组成了委员会，每个委员分别负责莫斯科的一个区域。几天内开办了二十家医院，没有花政府一文钱，一切都靠捐款。商人捐献了医院必需的一切——被子，床单，防寒衣服，供应正在康复的病人。青年人义务担任医护工作，免得捐款一半落进办事人员的腰包。

大学没有袖手旁观。整个医学系，包括学生和医师，都向霍乱委员会报了名，听候调遣。他们被分派到各医院，直至瘟疫结束没有离开。三四个月中，这些优异的年轻人在医院中担任了主治医师、医士、看护和办事员——这一切都是没有报酬的，而且正是在人心惶惶、最害怕传染的时期。我记得，有一个小俄罗斯学生90，好像名叫费茨赫拉罗夫，霍乱开始时，因家里有重要的事请了假。在学期中间，假期是很难批准的，他好不容易请准了假，正准备动身。就在这时，学生们分头向各医院出发；这个小俄罗斯人把准假单揣进口袋，随大伙儿一起走了。等他离开医院时，请假单早已过期，他却毫不介意，一笑置之。

莫斯科外表上昏昏沉沉，萎靡不振，光知道闲谈、祈祷和结婚，其他什么也不管，可是一旦必要，它就会蓦地醒来，在暴风雨君临俄罗斯上空的时候挺身而出，无所畏惧。

1612年它在血泊中与俄罗斯结合91，1812年的战火更使它们熔合在一起。

它向彼得低头，因为俄国的未来握在他残忍的手掌中。但是它怀着怨恨和蔑视，在自己的城墙内接待那个被丈夫的鲜血染红的女人92，那个不知悔改的麦克白夫人93，不属于意大利血统的露克兰修·博尔吉亚94，德国种的俄国皇后，以致她只得蹙紧眉头，噘起嘴唇，悄悄离开了莫斯科。

拿破仑也是紧锁双眉，噘起嘴唇，在德拉戈米罗夫城门等待莫斯科的钥匙，焦急不安地玩弄他的烟嘴，揪他的手套的。他不习惯独自走进别国的城市。

但是莫斯科没有向他低头，95

正如普希金所说，它送给他的是一场大火。

霍乱来了，这个人民的城市又变得情绪激昂，充满活力了！

1830年8月我们去瓦西里耶夫庄园，照例在彼尔霍什科沃村的拉德克利夫式城堡96稍事逗留，吃了饭，喂了马，再继续赶路。巴凯已把毛巾束到腰上，喊了声“走！”突然一个人骑了马飞驰而来，做手势要我们停下。这是参政官的前导马驭者，他满身灰尘，汗流浃背，从马上一跃而下，递给我父亲一封信。这封信带来了七月革命的消息！——两份《辩论日报》97附在信内，我把它们读了一百遍，甚至都背得出了；这时我在乡下第一次感到了寂寞。

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形势迅速向前发展。查理十世98那消瘦的身体刚隐没在圣卢德宫的雾影中，比利时燃烧起来了99，“平民国王”100的宝座开始动摇，一股热烈的革命气息吹进了舆论和文学。小说，诗歌，戏剧——一切重又成了宣传和斗争的工具。